贗品，一般是指假貨，即古董及書畫市場交易中以假亂真的行貨。

書畫鑒定行業中所謂的“贗品”，通常又稱為“偽作”，它是指并非一名家所作，卻被冠以其名的書畫仿制品。

書畫贗品最早究竟什么時候出現？作偽者又是出于什么樣的動機？目前恐怕還很難定論。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書畫的贗品，是書畫家創作出來的。如果書畫家沒有很深的造詣及功底，很多贗品也不可能亂真。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絕大多數書畫家，都是先從臨摹名作起筆的，而把名作臨摹得惟妙惟肖，幾乎是大多數書畫家的心愿。當一些書畫家臨摹成功了，一批贗品就誕生了。

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繁榮，各種書畫藝術市場(如畫廊、文物公司、書畫拍賣會、博覽會等)的出現，一些不法商利用書畫贗品巧取豪奪，給書畫藝術市場的正常發展帶來了消極影響。如今，“打假”呼聲一浪高過一浪，使得很多收藏者一遇到贗品便視作禍水，不分青紅皂白，一律認為低劣，不值分文。

其實，贗品書畫，并非個個都是“劣質產品”，其價值以及在書畫行業中的影響力，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書畫專業人員的認同和證實。

贗品書畫大致分四類：臨摹的作品，仿造的作品，無款、無印章、無題跋的作品，改頭換面、張冠李戴的作品，筆者在此一一分述。

臨摹的作品。只要翻開中國書畫史冊，就不難發現，一些具有極高歷史、文化和經濟價值的書畫“傳世名作”，就是靠“摹本”(不是真跡)形式一直流傳至今的。例如晉朝王羲之的《蘭亭序》真跡，世久無存。貞觀年間，太宗李世民曾命弘文館拓書人馮承素等勾摹過數本，“分賜皇太子及諸王大臣”。這些唐代的勾摹本，后來又被人輾轉傳摹，化為千百，到了今天已不易鑒別哪些是第一代“子孫”，哪些是旁支遠親。比較著名的摹本有虞世南本、遂良(米芾詩題)本，馮承素本，傳稱柳公權本，清內府勾填《戲鴻堂》刻柳公權書《蘭亭詩》本，董其昌臨柳公權書《蘭亭詩》本，清高宗弘歷臨董其昌臨柳公權書《蘭亭詩》本等。這些歷代名人書法大家臨摹王羲之的作品，其藝術價值、歷史價值、經濟價值不言而喻，總不能因其臨摹而視若糟粕吧？

仿造的作品。由于年代久遠或其他一些原因，歷史上一些書畫名家的作品相繼失傳，于是就出現了以仿品來替代真跡的方法，來填補書畫史上某一作者代表作品的空缺。如著名的岳飛草書的《前后出師表》、《滿江紅》等，字寫得好，被藝術界尊為神品，但不是岳飛所為，而是明代某書法家的托名仿造。再如北京的后門造專門仿造明清以來的宮廷大家，如郎世寧、蔣廷錫等。再如揚州貨，專仿造歷代青綠山水畫，如仿仇英《仕女游春圖》，絹本，重彩畫亭閣、仕女撲蝶嬉戲、一老者亭中觀看等，動中有靜，靜中有動，為清代中葉揚州仿品中的上品。因此，世人雖然對仿品痛恨萬分，可張大千的許多偽作卻備受推崇追捧，世界上許多博物館都藏有他的偽作，其藝術價值及在中國美術史上的地位較之古代名家的真跡有過之而無不及。

無款、無印章、無題跋的作品。一幅作品，題上款，或寫一首詩，蓋上作者的朱紅印章，或迎首章、壓角章，就成了一幅完整的書畫，但歷代都有沒落款的作品。宋代流傳下來的無款畫最多，多為宋畫院畫家所作，如《龍舟競渡圖》、《長橋臥波圖》、《荷花團扇》、《寒禽圖》、《鳳蝶圖》、《游魚圖》、《疏荷沙鳥圖》等。著名的無款名畫，被賣畫者落上偽款，蓋上偽印，就成了假畫，其中有些還是神品，國寶級的。

改頭換面、張冠李戴的作品。例如清代袁耀的青綠山水畫就曾經被作偽過。袁耀字“昭道”，而唐代著名大畫家李思訓的兒子小李將軍名為李昭道。作偽者把袁耀的“袁”字挖掉，利用“昭道”二字與唐小李將軍的名字相同，故在畫的首部題上“唐小李將軍”的字樣，這樣，就把清代袁耀的精品張冠李戴，變成唐代李昭道之作。袁耀是清代畫界大家，有很深的造詣，他的畫具有相當的藝術價值和收藏研究價值，我們不能因為此幅畫不是唐代李昭道的，就否認了這幅畫本身的藝術成就。書畫作品的真跡與贗品，是相生相滅、互為依存的對立統一關系。書畫界資深鑒藏家曾對后學者有過“同贗品交朋友”的忠告，足見其對贗品書畫的重視程度。

對于文學藝術價值的高低，有人曾這樣評論過：文學藝術作品的優劣分上、中、下三等，然后再給每個等級分三等，這樣就是九等。這種分類非常科學，可操作性極強。筆者以為，這種分類不僅適用于文學藝術作品，也同樣可以用來評論書畫贗品的藝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