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畫裝裱，同我國的京劇、書法、國畫一樣具有特殊的藝術魅力，也是中國特有的一種工藝，有著悠久的歷史。自古就有“三分畫，七分裱”的說法，隨著人們生活節奏的不斷加快,機器裝裱,快速裝裱等等應運而生,對傳統手工工藝有了極大的沖擊,因此,作為中國書畫藝術傳承的單位之一，墨云齋有必要收集一下有關裝裱的知識提供給大家，古人云：“舉前賢之術及，啟后學于成規。”希望裝裱藝術能得到更好的傳承。　　　
　　　
　　　中國書畫是世界各國一致公認的東方藝術之瑰寶。書畫裝裱藝術是伴隨著中國書畫藝術的發展而產生的獨有的藝術工藝。正由于有了裝裱工藝，歷代書畫珍品才得以保藏久遠。后來傳到日本以及一些亞洲國家，成為東方別具一格的特有工藝，同樣受到世界各國的珍視。那么，我國這一獨特的民族工藝又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呢？如同其它事物一樣，書畫裝裱也有一個從無到有，由淺入深的發展過程。1973年湖南戰國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龍帛畫》，為我們認識這個規律性的問題，提供了極可寶貴的原始資料。這件珍貴文物，"最上橫邊裹著一根很細的竹條，上系有棕色絲繩。"后來在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帛畫上，又進一步發現："丁形帛畫的頂部裹有一根竹竿，并系以棕色的絲帶，中部和下部的兩個下角，均綴有青色細麻線織成的筒狀絳帶。"這些具體特征，展示了古人要求觀賞繪畫的最初動機，對于研究書畫裝裱的起源，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通過上述資料，完全可以將書畫裝裱的歷史，推至距今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期，若進一步推論，將盛產竹子，多次出土了我國最早的繪畫，并揭示了書畫裝裱癥結的湖南一帶，作為裝裱工藝的發祥地，也不無道理。書畫裝裱的歷史雖長，但留下來的文字記載并不多，據現存文書，最早記載裝裱史料的當推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其中提及："自晉代已前，裝背不佳，宋時范曄始能裝背。"南朝宋的宣城太守，《后漢書》作者，著名史學家范曄，是我國裝裱史上早期的裝裱名家。在魏晉時期已經萌芽。南北朝時，裝裱工藝得到了進一步發展，逐漸形成了裝裱的基本形制——卷軸；到了唐代，產生了掛軸和冊頁兩種新的裝裱形制，這標志著中國書畫裝裱工藝初級階段的告終。北宋宣和年間，書畫裝裱工藝已趨于完善，進入成熟階段，裝裱技藝及款式有了新的發展，并涌現出了一批書畫裝裱藝術家，同時發明創造了至今不衰的“宋宣和裝”的裝裱款式。到了唐朝，唐太宗大力搜集王羲之的書法和歷代名畫，指定王行直裝褫，楮遂良，王知敬監領其事，足見唐代對裱畫的重視。其時，日本國奈良朝使臣來我國學習裝裱技術，唐太宗親命典儀張彥遠面授技藝，從此我國的裝裱技藝流傳日本，在異國生根，開花，結果。五代時，裝裱技藝進一步發展。到了北宋，宋徽宗設立畫院，裝裱家列入官職，成為文思院六種待招之一。皇家的倡導下，在書畫家，裝裱家精心探究的基礎上，終于形成了著名的"宣和裱"的格式。這標志著我國書畫裝裱技藝遂傳入民間，特別在明，清五百年間，裝裱技藝成為設店裱畫的專門行業，在蘇州、揚州、北京、上海、廣州、湖南、湖北、開封等地先后出現了許多馳名中外的書畫裝裱店鋪。裝裱工藝在民間得到普及，形成了各自獨特的裝裱風格。如南方和北方的裝裱工藝就有“蘇裱”和“京裱”，即“南裱、北裱”之分。解放后的一段時間里，由于種種原因的影響，裝裱業一度出現了衰落。后來，一些文物，博物館單位，設置了書畫裝裱機構，七十年代中后期情況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書畫裝裱如同被喚醒的春風，一改往日的沉寂，從業人員大幅度增長，在裝裱工藝及用料方面，亦進行了許多探索與改革，正朝著傳統工藝與現代科技相結合的道路邁進。

　　　歷史上關于裝裱工藝的著述，如明代周嘉胄的《裝潢志》，堪稱中國古代裝裱的經典著作；清代周二學的《賞延素心錄》總結了中國古代歷經多年裝裱工藝的經驗，給后人留下了極為珍貴的歷史資料，具有重要的參考研習價值。當然歷史上還有許多書畫名人也對書畫裝裱工藝留下了不少精辟論述，如宋代米芾的《畫史》、《書史》；宋代周密的《齊東野語》等。隨著中國書畫藝術的發展和現代高科技日新月異的進步，當代的書畫裝裱大師在研究古代裝裱工藝的基礎上結合長期的實踐經驗，對裝裱工藝作了系統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馮增木先生所著《中國書畫裝裱》、楊守謀先生的《中國書畫裝裱藝術》、馮鵬生先生的《中國書畫裝裱概說》、杜子熊先生的《書畫裝潢學》、楊正旗先生的《中國書畫裝裱大全》、北京故宮博物院修復廠裱畫組所編的《書畫裝裱與修復》等專著，這些著作促進了傳統裝裱工藝的普及和發展，具有較高的學術和實用價值。

　　　本世紀80年代以來，國外的書畫裝裱藝術逐步形成了各國的風格和流派。最具代表性的當屬日本。大約自唐代中國書畫裝裱工藝傳入日本后，日本的裝裱藝術家經過消化、吸收、再創造，在原材料、工藝制作、款式變化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發展和突破，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當代日本著名的裝裱藝術家市川仲二先生是日本最具權威的裝裱大師，如今他的學生遍及日本；還有日本著名的裝裱大師藤本武夫先生也是日本極有影響的人物，他們對裱件的嚴謹制作態度和款式的創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1988年在我國河南鄭州舉辦的“中日裝裱藝術展”，1992年在河南新鄉又舉辦了《中國書畫裝裱藝術大展》，展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通過展覽發現，中、日在書畫裝裱工藝方面有所區別，特別在裝裱材質和裝裱款式上出現了很大差異，這與各國的房舍建筑及生活習俗有著密切的關系。如日本的掛軸裝裱品式就有袋裝、臺裝、佛像裝、奴裱、唐裱、明代裱、現代裱等，最具代表性的是江戶時期確立的大和裱、文人裱兩大形式。而我國傳統裝裱的掛軸款式則有一色裝、二色裝、三色裝、宋宣和裝、詩堂裝、集錦裝、錦眉裝、屏條裝、通景屏裝等。通過展覽，我們充分了解了各國裝裱的區別，這對于我國裝裱事業的改革與發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1992年在河南新鄉又舉辦了首屆全國裝裱藝術展—《中國裝裱藝術家書畫裝裱作品展》，展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一批款式新穎、藝術性很強的裝裱作品脫穎而出，充分體現了中國當代書畫裝裱的水平，推動了我國書畫裝裱事業的發展和中國書畫裝裱的水平的提高。

　　　明周嘉胄《裝潢志》有云：“賓主定當預為酌定裝式，彼此意愜，然后從事，則兩獲令終之美。”這充分說明裝裱款式的重要性。一個優秀的裝裱工作者除嚴格按傳統裝裱工藝操作外，還需要有開創性的款式設計能力，裝裱出新穎的作品來，這是發展我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責任。

　　　為發展我國的裝裱事業，根據中國現代情況，結合當代人的審美觀點和當今家庭居室建筑裝飾格局，就需要設計既有新意又能受人們歡迎的新款式，來融合時代的新建筑，滿足眾的審美要求。當然學習書畫裝裱首先要具備對傳統知識的理解和掌握，在掌握了基本品式的基礎上，方能舉一反三，加以變化。靈活運用各種藝術手法，從畫面內容和裝裱形式上達到較為完美的統一，使書畫錦上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