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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核實中..2011-11-05 11:49:08 來源:中國當代藝術網
書畫裝裱，是我國獨特的傳統(tǒng)工藝，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歷史。它的產生與發(fā)展，對于保存燦爛的民族文化遺產，傳播人類精神文明，都起了特殊的作用。
我國最早的繪畫、文字，大都給制在器物上，鐫刻到石頭、金屬、獸骨以及竹木上，給收藏和傳播帶來了很大困難。當縑帛（后來的紙張）問世后，繪畫技法才得以施展與提高，文字也由單一的實用發(fā)展成為書法藝術。縑帛的發(fā)明，無疑是推動書法、繪畫藝術的發(fā)展，促使裝裱工藝降生的重要物質條件。而絲織、造紙與書法、繪畫的相互作用，又導致了裝裱工藝的升華。
如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樣，書畫裝裱也有一個從無到有、由淺而深的發(fā)展過程。1973年湖南戰(zhàn)國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龍帛畫》，為我們認識這個規(guī)律性的問題，提供了極其寶貴的歷史資料。后來的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帛畫，對于研究書畫裝裱的起源，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悠久的歷史長河中，我國裱背和裝飾書畫的技藝經過不斷的探索、演變和發(fā)展，形成了一整套頗具特色的優(yōu)良傳統(tǒng)。這是我國豐富的藝術遺產、工藝遺產極其寶貴的一個組成部分，亟待我們加以整理、繼承和發(fā)展。
一、秦、漢時代書畫裝裱藝術的出現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滅六國統(tǒng)一了中國，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帝國。不久，這個短命的王朝在農民起義的怒濤中覆滅了。
在楚漢相爭中那位斬白蛇而起的劉邦，終于建立了西漢政權。西漢隸書發(fā)展，立碑之風盛行，傳世的漢碑約有170余種，洋洋大觀，燦若星辰。
秦漢繪畫藝術是，包括壁畫、漆畫、畫像磚、木板畫、木筒畫、帛畫等。比前秦都有發(fā)展。在藝術表現上，力求抓大貌，大勢上也能處理較大的場面，塑造出各種不同的形象，但這個時期的繪畫尚處在稚拙階段，還缺乏深入精致的表達能力。
秦、漢已使用簡策與帛書。用竹做的叫“簡策”，用木做的叫“版牘”。
關于簡的制作，古書上也有很清楚的記載，歷年來從地下挖掘的實物，也給我們提供了越來越明確的認識。漢代學者王充在他的著作《論衡·量知篇》中寫道“……竹生于山，木長于林，截竹為簡，破以為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臺灣劉向《別錄》中說：“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者，皆于火上炙干之……以火炙簡令汗去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曰汗簡。”一根竹片叫做“簡”，每單根簡是組成整部著作的基本單位，一部書往需多根簡寫成。把許多根簡編連到一處，就叫做“策”，“策”字也可以寫成“冊”。據《說文解字》，“冊”是象形字，像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一根簡容不下許多字，長文章必須用許多簡編成策。在當時，一篇文章就是一冊，所以“篇”也就是那時的計數單位。如《論語》二十篇，《孟子》七篇等。
簡策上的字是用毛筆沾墨寫的，這叫做“筆”，寫錯了就用小刀刮去，這叫做“削”。簡策使用的時期很長，甲骨文和青銅器上都有“冊”字，這說明在公元1300多年之前簡策就已有了。它最盛行的時間是從春秋到東漢末年。竹和木是很普遍的材料，用它們來制作書籍，容易得多，便利了人們寫作。竹策的誕生為促進中國文化的發(fā)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我國第一位教育家孔子的《五經》等書，就是寫在簡策上的。
但是，簡策太重，一部書要人抬、肩扛、車拉，十分不便。人們在長期的實踐中發(fā)現了另外一種可代簡策的東西——帛。于是帛書便應運而生。
前面，我們已對舊中國國時代的帛畫做了介紹，這里專門對帛書進行介紹，從中會發(fā)現書畫裝裱藝術所走過的漫長歷程，和它那不易被人發(fā)現的足跡。
帛書就是寫在絲織品上的書。因帛也有縑、素等名稱，所以古人也有稱帛書為縑書、素書的。簡策和帛書有時并稱，例如在《墨子》中說：“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孟。”
帛書與竹簡并行使用，直到東漢時代。東漢末年董卓之亂，國家圖書遭到破壞，軍人把帛書拿來做車篷、提囊、口袋，可見當時已經為數不少。三國以后。紙逐漸通行，帛書漸少。帛書的普遍使用大約在舊中國國到三國之間，七八百年之久。
帛是絲織品，質地輕軟。在織出的長匹上面寫字，可以根據文章的長短隨意剪裁，隨意鄶卷。比體積龐大、笨重的竹、木簡要方便得多，實用得多了。
《漢書·食貨志》記載：“大公為周立九府園法，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可知古代的帽為二尺二寸寬。漢代仍沿襲古代制度。《流沙附簡·二器物類》中記載：“任城國亢父縑一匹，幅廣二尺二寸，長四丈……。”縑帛廣二尺二寸，簡書二尺四寸，把簡書和帛書的卷軸陳列在書案上，形式是很直轄市的，當然一卷簡書和一卷帛書相比，體積不同，卷內抄寫的文字也不同。
帛書的形式發(fā)展到漢代，越來越考究了。那時有專門供寫書用的縑帛，而且在上面還織有花紋、淡雅的圖案，為書寫方便還織有或畫有紅色或黑色的界行，人們稱之謂“朱絲攔”、“烏絲攔”。
簡書編簡相間，中有縫隙，不適于用來抽圖。帛書可以避免這種缺陷，很適用于繪圖、制圖，《漢書·藝文志》中略有記載。由此可見，帛書在當時極為流行。
帛書為使用方便，用竹策裝在其首、尾，這樣帛書就形成了卷，裝在首尾的竹策、木板等，便成為最原始的“軸”。當人們打開帛書放在案幾上時，查閱十分方便，若在裝好的帛上著書、作畫更為方便。從人們便于閱讀、著書、繪畫的實際需要出發(fā)，最初的書卷問世了，同時書畫裝裱的真正雛形，已經在帛書的形成發(fā)展過程中孕育形成。
據了解用帛代簡雖有許多優(yōu)越之處，但幣十分貴重，所以不易普遍使用。因此現在留下來的帛書不多。1934年長沙楚墓中發(fā)現一件，叫做“繒書”，四方形，文字共有900多個。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發(fā)現一大批帛書，共有十多種，約計20多萬字，均用墨筆篆字或隸字書寫。有《志子》、《戰(zhàn)國策》、《易經》等著作。由此可見帛書的一般情況。
“經卷”歷史上稱為“經”，主要是指儒家經典，是經孔子思想為主要內容。2000多年來被稱為封建社會的經典。《詩》、《書》、《易》、《禮》、《樂》、《春秋》一直被遵稱為“六經”或“五經”（《樂》經已經失傳而不算在內），凡抄錄“六經”、“五經”的卷被稱為“經卷”。
原來的經卷是抄在帛上的（也稱為帛書），《漢書·藝文志》中記載：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卷；兵書略有記載，《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吳孫子》八十二篇圖九卷。這些可以卷舒的經卷、圖冊，為了保護和使用，都是用織物為底子做成可以舒卷的卷子，這些卷子是用絹、帛、布、粗麻等上漿，有裝背之說。這便是最早的裝卷。雖至今并無詳細文字記載，但中國書畫裝裱已經形成。
紙的發(fā)明：用帛代簡，雖有許多優(yōu)越之處，但卻貴而難得，不易普遍使用。這就需要有一種價廉易得，既能保持簡策和縑帛的優(yōu)點，又能避免它們缺點的東西來做書寫、繪畫的材料。于是人類期待已久的紙，在各種條件具備的情況下，應運而生。
紙是我國勞動人民首先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紙的發(fā)明在我國文明史上，以至世界文明史上意義十分重大。
在我國古代，由于造紙原料的不同，對紙的解釋也不同。東漢許慎著的我國第一部字典《說文解字》中對絲織纖維所造的紙做了這樣的解釋：紙，絮一*也，“*”字下說“淌絮簀也”，“淌”字下說“水中去絮也”，“絮”是“敝綿也”。漢代所說的綿就是絲綿，所以絮就是不好的絲綿。“簀”是竹席子。把這些字的意義連起來看，紙就是在水中漂絲綿時，將絲綿在竹席上捶打，而留在席上的壞絲綿。這種粘在席上的壞絲綿往往干了以后成為一張薄片，把這種粘在席上的薄片加以利用，而成之為紙。
紙，古書上也有記載。《后漢書·蔡化傳》說：“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謂為紙，縑貴而簡重，并不便人。倫乃造意，用樹皮、麻頭及破布、舊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公元105年）秦上之。帝善其能，自是天下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這段記載，對于采用植物纖維造紙的發(fā)明時間、發(fā)明人可以說介紹的是非常明確清楚了。
縱觀漢代是簡、幣、紙并存的時代，似以簡、帛使用最普遍。三國以后紙的使用漸多，至晉最盛行，東晉以后紙已完全代替帛的使用。紙的發(fā)明，對中國文學藝術的發(fā)燕尾服，起的作用是無法估量的。
當時的紙是有黃檗汁染過的（黃檗，落葉喬木，木材堅硬，供作建筑材料等用，莖可制黃色染料，樹皮可入藥。又名黃柏），染過的紙顏色發(fā)黃，故稱為黃紙。用黃檗汁浸染，是為了保護書籍，因為黃檗汗液中的化學萬分可以使紙長年防蛀，這種方法又稱為“入潢”。我國在很早以前就知道用黃檗保護書籍了。二世紀末葉劉熙所著《釋名》內已說：“潢”是“染紙”，三世紀以后就很流行了。西晉荀勖整理汲冢竹簡后，在《穆天子傳》序中提到用黃紙代替竹簡，指的就是這種紙。而五世紀的賈思勰著的《齊民要求》中有“入潢”一節(jié)。更加詳細介紹用黃檗汁染紙的方法。
初期用紙寫書的形式，模仿帛書的樣式把紙張粘成長卷，用捧作軸，粘于最后一幅紙上，以此為中心卷成一束，稱為卷軸，所以這種制度就叫做卷軸制度。每張紙上要畫上邊攔和界行，以便于書寫，因而也有烏絲攔、朱絲攔之稱。每一紙卷用紙從二幅到幾十幅不等，每幅紙又叫做想方設法或幅。為了保護紙卷，大約每五卷或十卷用帙包裹起來，也有的盛之以囊。當時的書，是用毛筆濡墨進行書寫的。這種連粘成的長卷，用捧作軸，用毛筆進行書畫，和今天的橫披、手卷又有何異，筆者認為，這就是中國書畫裝裱藝術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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