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文 概 述

“金文”又叫“鐘鼎文”或“吉金文”，是鑄刻在各種青銅器上的銘文。它有凹凸之分，一般來講，凹的陰文稱“款”；凸的陽文叫“識”，所以，金文又可稱“鐘鼎款識”。
“金文”屬于“古文字”，它始于夏，歷經殷商，盛行于西周，是篆書中時空跨度長、存世數量多、書風最突出的一大系列。如果說，夏禹收九州進貢來的金屬鑄成了九個大鼎標志著石器時代的結束，青銅器時代的誕生。那么，在以后的一千多年的時間里，金文的產生、演變和發展也伴隨青銅器技術的發展而向前發展，從而譜寫了中國書法史上一段最輝煌的篇章。
金文給人的總體感覺是古樸、厚重、雄奇、圓渾，但這僅僅是一種“粗略”的印象。如果縱覽整個“青銅時代”則不難發現，由于每個階段的時代背景不同、審美崇尚的差異及“書手”不同的個性介入等多種因素，金文的風格也不盡一致。
商代，是金文的早期時代，銘文字數一般較少，一器之中往往只有數字，十字以上的都不多見。不過字數雖少，但每篇都具“風韻”，如《司母戊方鼎銘》，寥寥三字，卻字字豐腴、筆力雄健、鋒茫畢露、一派霸氣，顯示出商王朝自盤庚遷殷以來的強盛；商代晚期的青銅器字數要多一些，如《小子 卣銘》，已達四十余字。而最著名的要數紂王六年 其所鑄的三件青銅“卣”，即“ 其三卣”，通篇字勢雄勁、結字天然、布白和諧，為商代青銅器最成熟的代表。
西周，是青銅器和金文發展最興盛的時期，較之商代有著顯著的進步。不僅青銅器數量可觀，而且一器之中的銘文一開始便有長篇大作，如成王時代的《令彝》，字數就達187字。后來甚至多達數百字，如著名的《散氏盤》為375字、《毛公鼎》多達497字，同商代的“少字數”銘文相比，可謂洋洋大觀了。
從風格來看，由于多種原因，西周金文每個時期也不盡相同。一般來講，西周早期風格以平實樸素為上，如武王時的《利簋銘》，字體平和凝重，筆道含蓄較少露鋒，文字也較為規范，易于辨認；成、康時期，建國已成，風氣大開，銘文多以穩重、凝練為上。筆致渾厚樸茂，起止鋒藏，結字因體而施，更顯自然，此期以《大盂鼎》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該銘已出現“方筆”，橫畫呈“ ”狀，與以后《馬王堆漢墓》中《遣冊》中的橫畫形狀極為相似，但更具“重量感”，可謂開“方筆”之先河。同時間用“肥筆”“重團”以突出某一點畫，如“王”、“有”、“子”、“手”、“正”等，有些肥筆無疑是后世簡書“重筆”之先導。
西周中期社會穩定，生產力發展，文化更趨進步，對金文也產生極大的影響。這一時期的金文字形大多呈縱勢，整體感更強，結構逐漸走向固定和統一，章法追求勻稱、整齊，是金文走向成熟的時期。如《靜簋》、《 簋》等，線條柔和、形體工整；《大克鼎》體態舒展、質樸端莊；《墻盤》筆致純熟圓潤、用筆凝練厚實、書寫刻意求工。
金文發展到西周晚期，是大篆最成熟的時期，如周厲王十二年的《 簋》，字跡與中期質樸端莊的《大克鼎》相似，但更加厚實壯美，可視為西周中晚期西周王室的標準書體。之后，宣王時期的《頌鼎》、《史頌簋》、《虢季子白盤》等，無論在線條、結構、體勢等方面都表現出高度成熟、規范和持重，甚至露出模式化的唯美主義傾向。金文至此，可以說達到最輝煌的階段。
值得一提的是金文中的另一類書體。我們知道，金文屬于正書，字體大多平實、整嚴、工穩、端莊，但并不等于說所有銘文都是如此。而事實上無論哪個時代，都存在與“工”相對應的“率”的一路書體，金文也不例外。如商代晚期的《小子 卣銘》、西周成王時的《複尊》、康王時的《叔 父卣銘》、昭王時的《令簋銘》、恭王時的《 鼎銘》、《 曹鼎銘》及厲王時的《散氏盤銘》等，這類金文看似“粗糙”，然卻暗藏“玄機”，對此千萬不可小視而應給以足夠的關注。
絢麗多姿的金文是歷史為我們留下的極為豐厚的寶貴遺產，它所蘊藏的精深博大的精神內涵和藝術價值勢必會吸引更多的作者對它進行學習和研究，并以極強的生命力在書法藝術的百花苑中煥發出勃勃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