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駒先生和他朋友們的一生濃縮了中國近現代的風云變幻。他們用自己的熱血和生命守護著中國的傳統文化，并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在文化史上，他們留給后人的既有無法企及的物質上的輝煌，也有令人高山仰止的精神財富。在他們身上，我們能夠清晰地感覺到社會責任感、使命感及一貫堅持的追求、操守和信念。認真地想一想這個問題，也許是很有意義的。
張伯駒先生的才藝涉及了多個領域，在同一個領域中又深入到方方面面。比如在文學領域，他詩詞歌賦，樣樣精通；在繪畫領域，其山水、人物、花鳥草蟲，工筆寫意，皆是行家；在戲劇和文物收藏領域，亦眼界開闊為人稱許。同樣，張伯駒先生所交之友均為一時之國手。比如在戲劇方面，他是余叔言的入室弟子；在繪畫方面，他與張大千有著深厚交情；在詩詞方面，他贏得過毛澤東的青睞；在棋藝上，他與陳毅你來我往有切磋。等等的不一而足，無論在張伯駒先生生前，還是身后，都曾廣為人知，被人津津樂道。
張伯駒先生的交游，無論就其交往的廣泛程度，還是高下與深度上，都是近現代史上一個頗值得注意，值得研究的文化現象。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張伯駒先生的才藝與交游，不僅同中國近現代文化史緊密相連，也構成中國近現代文化史承前啟后的一個重要組成環節。
就張伯駒先生與九三學社的文博界朋友交往而言，張伯駒先生高朋滿座，與啟功、王世襄、朱家溍、于省吾、羅繼組、徐邦達、潘絜茲、劉曾復、吳小如等名流大家都有很深摯的友誼。篇幅所限只能擷取幾個小片段以窺豹一斑。
一
啟功先生1952年加入九三學社。與張伯駒先生相識很早，上個世紀50年代初，大家心情舒暢，常聚在一起寫詩作畫，其樂融融。在一次聯誼會上，幽默、愛說笑的啟功為書畫界朋友的名字編了一系列的燈謎，讓大家猜。其中“慢慢地，拿著耍；打開看，頭胎馬。”打兩人名。謎底，前者是徐操，后者則是張伯駒。
大家都知道啟先生頭銜很多，他常說自己“終身不輟的另一項事業是詩詞創作”，有時卻被人忽視。晚年時曾向去拜訪他的人介紹老朋友張伯駒時說，“他是個大書畫家、書畫鑒定家和收藏家。他曾把自己多年珍藏的眾多國寶捐獻給國家，但捐獻不久就被打成“右”派。我曾寫過一首《題叢碧堂張伯駒先生鑒藏捐獻法書名畫紀念冊》的詩……”全詩如下：“書畫光騰錦繡窠。詞人雅好世無多。‘陸機短疏’三賢問，‘杜牧長箋’一曲歌。‘官本游春’傳有緒，‘御題歸棹’鑒非訛。暮年牖下平安福，懷寶心同勝卞和。”啟先生解釋說，“‘陸機短疏’指陸機的《平復帖》，其中提到三個人的名字，此帖是目前能見到的有名可查的最早之帖。‘杜牧長箋’指杜牧親筆書寫的《張好好詩》，詩人法帖的極品。‘官本游春’指北宋政府所藏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圖》。‘御題歸棹’指宋徽宗題跋的《雪江歸棹圖》，有人據此認為此畫也是宋徽宗所作，經張伯駒先生考證，只是他所跋。這四幅書畫幅幅價值連城，張伯駒先生把它們都無償捐獻給國家……幸好張伯駒先生的晚年平平安安，最終壽終正寢，故有詩中所說的‘暮年牖下平安福’之句……”啟功先生用詩用典特別形象地概括了張伯駒先生的一生。
1998年春，啟功先生在老友張伯駒先生誕辰100周年時，揮毫題詞——“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天下民間收藏第一人。”
二
張伯駒先生的好友之一王世襄先生(1914~2009)，是1981年加入九三學社的。其高祖、祖父、父親均在朝中做官。王世襄與張伯駒先生的友情源于上個世紀40年代。抗戰勝利后，王世襄先生擔任國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駐平津區辦事處助理代表，清理追還、征購數批文物累計2000余件。1946年底任中國駐日本代表團第四組專員，負責調查交涉歸還文物事宜，他日夜奔波追還被掠奪的原中央圖書館所藏善本圖書106箱(一說107箱)。
1947年，他從日本回到了故宮，在馬衡等老前輩的指導下，與故宮同事一起負責文物的保管和陳列工作。國寶級文物《平復帖》被王先生選定作為進行著錄方面的試點，這是因為除了戰國竹簡、繒書和漢代木簡，歷代流傳于世的法書墨跡，以西晉陸機的《平復帖》為最早，而且流傳有緒，堪稱稀世瑰寶。當時《平復帖》珍藏在張伯駒先生家。作為晚輩的王世襄先生登門拜訪，希望可以得到張先生的支持。讓王先生萬沒料到的是，張先生不僅非常爽快地答應讓他看《平復帖》，還讓他拿回家去仔細看。于是，被張伯駒先生視為“頭目腦髓”的寶中之寶，就這樣被王世襄先生萬分小心地捧回了家。張先生的明理和信任使王世襄先生特別感動，他認真進行筆錄，經過一個多月的時間，才把《平復帖》上的諸家觀款，董其昌以下溥偉、傅沅叔、趙椿年等人的題跋，永瑆的《詒晉齋記》及詩抄錄完，并盡可能地把歷代印章都集錄下來。正是由于張伯駒先生的支持，王世襄先生得以完成的這份具有質地、尺寸、裝裱、引首、題簽、本文、款識、印章、題跋、收藏印、前人著錄、相關文獻，還有保存與流傳經過的完整記錄，為當時故宮文物的整理、建檔樹立了標桿，成為了范本。
1946至1948年間，王先生幾次應張伯駒先生的邀請，參加古琴雅集和押詩條聚會。
上個世紀50年代中后期，張伯駒先生搬到后海南沿。一次，王世襄先生騎車去看他。室內案頭放著一幅張伯駒先生畫的蘭花。他們從畫蘭花聊到養蘭花，研究、探討了半天，張伯駒先生認為自家不具備王世襄先生所說的養蘭花條件，也委實受不了換土之累，說現在你既有蘭花，先借我幾盆擺擺，開過花后即奉還。他當即叫女兒張傳綵騎車隨王世襄回家去取蘭花。從那以后的兩三年中，王世襄先生每年都要選一盆蘭花給張伯駒先生送去。但好景不長，“文革”來了，王世襄先生家的花盆被砸成了碎片，蘭花也被扔進了垃圾桶。
1973年，王世襄先生從咸寧干校回到北京，在發還抄家時拉走的舊紙捆中，發現舅舅金西厓先生當年寄給他的《刻竹小言》一稿，王世襄先生立即進行了整理、增補、編校工作，還專門撰寫了前言《試論竹刻的恢復和發展》，終至1975年完成。有名流7家惠孝同、啟元白、張伯駒、黃苗子、黃君坦、藍玉崧、李一氓為其題辭。張伯駒先生題的是七絕兩首：“法書寶繪出窮奇，竹解虛心是我師。應笑封侯班定遠，不知鐵筆勝毛錐。平居最愛碧瑯玕，別有風神點劃間。削刻羞為刀筆吏，肯教書罪罄南山。”根據其落款“丙辰春題暢安詞兄刻竹小言，中州張伯駒時年七十有九”，判斷題辭時間應是1976年，從字里行間還能體會到張伯駒先生涇渭分明的愛與憎。
三
與王世襄先生合編《中國美術全集·竹木牙角器》、《中國美術全集·漆器》的朱家溍先生(1914~2003)，為宋理學家朱熹的第25代孫。1956年加入九三學社。也是張伯駒先生志同道合的好友之一。
張伯駒先生和朱家溍先生之間的友誼淵源可以追溯得更久遠些。今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宋時政治家、書法家蔡襄的主要傳世作品之一《自書詩》卷，原珍藏在朱家溍先生家。是當年朱家溍父親朱文鈞以5000銀元從當時的“品古齋”掌柜手中買下的。朱家溍父親朱文鈞在牛津大學畢業后，回國在財政部任職，擔任參事、鹽務署長等，后脫離政界。他書畫之余，酷愛金石，博學精鑒，名重一時。故宮博物院成立之初，即被聘為專門委員會委員，負責鑒定故宮所藏古代法書、繪畫、碑帖及其它古器物。極為當世推重。由于他是故宮博物院負責鑒定書畫、碑帖的專門委員，經常與故宮印刷所影印業務相聯系。他曾命朱家溍把家藏蔡襄《自書詩》卷送到印刷所的工作室，由技師按原大進行拍照、沖洗。這是該帖第一次影印發行。此帖的題跋和收藏印記以及著錄很多，宋人有向水、賈似道，元人有陳彥高，明人有管竹間，清人有梁蕉林、畢秋帆。卷后最末有朱家溍父親的題跋。朱家溍父親去世后，抗戰期間，朱家溍離家到重慶工作，家中因要辦理祖母喪事急等用錢，蔡襄的《自書詩》卷被作價35000元，由“惠古齋”經手讓與張伯駒。這個帖在朱家收藏了二十多年，在張家十多載，后隨展子虔《游春圖》、陸機《平復帖》等名跡一起都捐獻給了國家。
張伯駒先生還是京劇愛好者。當年《燕都》的編輯曾到朱家溍先生家，請他辨認余叔巖演《碰碑》、《失街亭》照片是場上哪個身段，哪句唱念；還希望知道這兩出戲拍攝時間和地點。朱家溍先生按照演出的先后次序，分別對表演的身段和唱念作了注解。對余叔巖在《失街亭》演王平，他馬上回答：“時間是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左右，地點是在隆福寺街福全館。”他回憶，“這場戲是老友張伯駒先生家的堂會戲。雖然是堂會的性質，但并非慶壽或辦喜事，而是為河南賑災。請客聽戲，希望到場的人士盡力捐助。開戲前伯駒登臺講話，詳細介紹河南災情。他以河南人的立場，向社會名流和親友提出請求，但并未讓來賓當場交款，而是從即日起，愿捐助的不拘數目交鹽業銀行代收……這場《失街亭》，伯駒自演孔明，四將是：王鳳卿趙云，程繼先馬岱，余叔巖王平，楊小樓馬謖……這場戲所有主要演員都是伯駒登門請求幫助共襄義舉，所以都不拿戲份……”李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