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意說

　　那個以肥美著稱的唐朝，畫家竟堪比民工?酷愛藝術的宋微宗改變畫匠的命運了嗎?史上最奇葩的處女座倪瓚竟來自有八娼九儒十丐之稱的元朝?文徵明為首跳起了明朝“江南style”，從此畫家不要卑躬屈膝吃皇家飯啦?到了民國時期，畫家終于可以公開售畫啦?以F4為首的當代藝術家開始橫掃藝術市場，信手拈出一個天價?未來呢?

　　中國兩千年，誰主畫家沉浮，詳看如下小意精心為您挑選的好文哦。

　　唐代：溫與飽的邊緣

　　唐代，是所有中國人的驕傲。許多當代人在現實中碰壁、在愛與痛的邊緣苦苦掙扎的時候，往往喜歡“夢回唐朝”，但事實上，唐朝人大多在溫與飽的邊緣苦苦掙扎。

　　唐代所謂的繁榮強盛，只是相對于前朝或當時其他國家而言。一千多年前的唐代百姓，大多數在溫飽線上浮浮沉沉。

　　一個唐代民間畫工的工錢與泥瓦匠、木匠一樣，每日十五文。如果畫匠家中有老父母、妻兒，一家五口，按照開元年間的米價，五口之家每日買米就需十三文錢的開銷。除了買米之后，只剩兩文錢，還要買菜、衣裳、租、稅······吃肉對他們來說，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如果碰到當天沒有開工，那就連這十五文的收入都沒有。這就是所謂的唐代“開元盛世”的一個民間畫家的真實生活。

　　唐朝不是一個自由、平等的社會，它極其講究等級制度。同樣是藝術創造者，民間畫家與宮廷畫家的差距非常大，能否吃上皇家飯，決定了一個藝術家是天上云，還是腳底泥。相比起民間畫家的稀粥白飯，吳道子等有官銜的宮廷畫家時常有皇帝的“賜宴”，官員間的“公宴”，作為統治階層的一員，有著吃不完的宴席和領不完的紅包。

　　但是我們要知道，雖然唐代的宮廷畫家捧著金飯碗，他們絕不是只會溜須拍馬的飯桶;雖然唐代的民間畫家工錢低賤、衣食堪憂，但是他們也沒有繪畫上敷衍了事。

　　唐代涌現大批著名的畫家，見于史冊者就達200余人。捧著金飯碗的宮廷畫家和捧著泥飯碗的民間畫家，共同創作出瑰麗、宏大、明快、豪放的唐代繪畫藝術，成就了中國繪畫史上的一個高峰。

　　宋代：好飯碗，皇家造

　　制度改革，可以由上至下，也可以由下至上。但是流行與風尚，無論古今中外，從來都是由上至下。國家領導人全體換上西裝，西裝企業的春天馬上來到;領導人全體脫掉領帶，領帶企業的銷路馬上遇坎坷。

　　宋代的幾位皇帝喜歡繪畫，是全天下畫家的運氣。酷愛藝術而著稱的宋徽宗設立了畫學(藝術學院)和翰林書畫院(宮廷畫院)，把繪畫正式納入科舉考試之中，使民間畫家有機會捧上皇家飯碗。

　　宋代宮廷美術全盛，畫院規模齊備，名家輩出。考生進入“畫學”之后，按分數分等級，等級不同，所供的飯菜也不一樣。但是不管飯菜好不好，朝廷包吃包住，捧上皇家飯碗的畫家的“恩格爾系數”降為零。

　　宋代并不是一個對畫院畫家有著優厚待遇的朝代。宋代等級最高的畫家為“待詔”，年薪為：24貫。而當時百姓基本生活費為36貫/年。宰相基本年薪是6000貫，但另外還有數倍于年薪的各種收入。由此可見，如果沒有額外的賣畫等收入，宋代畫家的年薪并不高。

　　今天的公共場所，能掛上一張文藝復興時期的油畫印刷品，算是難得的“有品位”。在宋代，幾乎所有的娛樂場所、茶肆酒樓都掛有畫院名家的真跡畫。當然，如果你在《射雕英雄傳》的電視劇里，沒有看到牛家村的酒家里懸掛著畫作，那是因為那間酒家的檔次實在太低。

　　據《夢梁錄》記載：“汴京熟食店張掛名畫，引觀者流連。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時花，掛名人畫，裝點店前。”——所謂的“名人畫”，就是宮廷畫院的畫家之作。

　　在皇家飯只能解決溫飽的情況下，民間售畫就是很好的副業。宋代生產力的提升，經濟市場的活躍，讓畫家的稻粱謀成為Easyjob.對商家來說，花費少許，即可獲得宮廷畫家的作品，就能擁有接近皇家宗室、上層階級的品味格調。對畫家來說，打一份包吃包住的政府工，加上私下賣畫，實在是一個好飯碗。

　　但是我們也要明白，老板一手遞給你一只飯碗，另一只手就會遞給你一本規章制度。畫院制度提高了畫家的社會地位，促進繪畫的進步和繁榮，催生了更多畫家的創作力，同時也對畫家創作的意識形態起了約束和規范。

　　吃上皇家飯的畫家形成了畫院內外一種共同的文化歸屬感，也形成了共同的美學標準。沒有進入畫院的畫家也逐漸被同化，個體畫家必須改變自己的風格以適應畫院風，這樣才會被社會所容納，才會被共同的審美認可。

　　宋代的皇家飯決定了院體畫的主流地位，畫家要想捧上好飯碗，就必須認同院體畫的審美。

　　元代：男人，應該瘦一點

　　生物學告訴我們，一個男人征服另一個男人的時候，勝利者體內的雄性激素會急劇上升。在元代，征服者和統治者的雄性激素猛漲，但是同時代的繪畫卻陰柔無比，這是歷史對藝術開的玩笑。

　　蒙古族的入侵，打破了畫家的飯碗，也砸掉了無數文人的飯碗。元初，廢除科舉制度，萬千學子失去了學而優則仕的夢想。文人的地位一落千丈，所謂：八娼九儒十丐。文人的地位甚至比娼妓還低。為了一抒胸中不平與怨氣，也為了打發時光，文人以畫作來寄托思想成為風尚。文人畫由此興起。

　　著名的元四家：黃公望、吳鎮、倪瓚、王蒙。只有黃公望早年間做過芝麻官，其余三人都不熱衷仕途。元代的許多文人畫家大多選擇隱居山林，不愿做二臣。他們都覺得男人應該瘦一點，侵略者的飯，不吃也罷。在飯碗與忠貞面前，大多數文人挑選了前者。畫家沒了飯碗，藝術史也由此改變。

　　元代統治者喜歡舉辦各種飯局，飯局是一種政治工具，掌權者用這個政治工具來喚起臣子的覺悟，把人群團結在共同的價值周圍。元代成就最大的藝術家，同時也是最著名的二臣：趙孟頫，就是統治者飯局的貴賓。

　　元代國宴的菜譜以羊馬肉為主，保留著濃郁的游牧風情。真實的邊疆容易打破，飲食的邊疆卻難以打破。不同的文化意味著不同的菜譜，在菜譜的差異之間，其實是文明的碰撞。菜譜和藝術都是民族性的象征。元代統治者也許根本沒有打算融入中原文明，因此他們的飯局也保留著濃郁的游牧風情。

　　老子是一個對飯碗和飯局很有研究的人，他說：治大國，若烹小鮮。但是，彎弓射大雕的元代統治者既不會治大國，也不會烹小鮮，他們砸碎了許多人的飯碗。很快，他們連自己的飯碗也打碎了。

　　大時代下個人的命運微不足道，元代畫家的飯碗被打碎，三餐不繼，人比黃花瘦。這是時代對人性最野蠻的蹂躪，這是歷史對藝術最殘忍的調戲。但是奇妙之處在于，元代九十年的黯淡歲月里，藝術之光并沒有消失，反而更加動人。這是文明的堅韌與藝術的偉大。

　　明代：吳門畫派與江南style

　　如果說唐、宋是宮廷畫家的黃金時代，那么明代就是江南style的天下。

　　元末畫家的隱逸文化，與新朝代的恢弘氣象格格不入。明朝初期，以朱元璋為首的皇家、貴族、宗室都出身于最貧困的下層社會，他們無法欣賞元代末期那種內斂、含蓄，帶有個人哀愁的文人畫風格，馬上得天下的皇帝和貴族都喜歡氣勢磅礴、猛氣橫發的繪畫。在皇室和貴族的支持下，雄渾大氣、濃墨渲染、強勁雄健、恣意狂放的浙派繪畫占據了畫壇的主流地位。

　　這時，畫家的飯碗主要來自宮廷與貴族。浙派的兩位領軍人物戴進與吳偉，都是在得到宮廷的賞識或者成為貴族的門客之后，捧上好飯碗。

　　比起元代，明代統治者更注重繪畫藝術，立朝之初就建立了畫院。但是由于朱元璋猜忌與暴戾，趙原、盛著、周位等畫家竟以畫作“不稱旨”被處死。更為荒誕的是，宮廷畫家并沒有專門的官銜，往往被授以“錦衣衛”的武職。錦衣衛的惡名與畫家的身份風牛馬不相及。

　　到了明代中期，代表著皇室貴族品味的浙派開始走下坡路，隨著領軍人物的逝去，浙派的畫風逐漸流于粗鄙。

　　而沈周、文徵明為首的“江南style”逐漸興起。整個文化圈的審美意趣在吳門畫派的江南style的影響下，發生了根本轉變。浙派畫家漸漸無法立足。

　　以文徵明為首的江南style的興起，象征著江南文人品味的勝利。同時，畫家飯碗的掌控者也由皇室貴族，轉向了民間的富豪。

　　明代中期，國泰民安和生產力的發展催生了一批新貴與富豪。傳統的中國社會，以功名、官位和文采取決定個人的威望與地位高下。盡管商賈腰纏萬貫，依然被看成缺乏文化修養的暴發戶。商人為了進入主流文化圈，提高社會地位。他們仿效文人舉辦各種風雅活動，廣交文友，與書畫家密切往來。

　　商賈開始為文人畫家們提供飯碗。不少畫家在富豪的私家園林里吃上了長期包飯。商人的地位由卑微，到與藝術家平起平坐，再到作為主人請客吃飯。商人與畫家之間產生了微妙的等級差別。

　　如果說明代之前，畫家的飯碗由皇室貴族決定，明代中期開始，巨賈豪富就成為畫家飯碗的掌控者。民間資本開始掌控畫家的飯碗，商賈的品味開始影響藝術史。

　　清代：個體戶的春天

　　清代歷朝的畫家繁花齊放，有史可稽的畫家多達近六千人。事實上，清代有能耐的畫家，無論宮廷內外，大多能捧上一個好飯碗，過上吃肉的好日子。

　　異族入侵，改朝換代之初，文人和畫家通常對新政權持敵對的態度。清代建國之初也不例外，清初的著名畫家中除了王原祁和王翚之外，“六大家”、“四僧”和“金陵八家”中的大多數都選擇了遠離仕途。他們有的生于明代的富豪宗室，家產豐厚;有的以占卜算命、私塾坐館為生，大家都不愿意吃新朝代的皇家飯。

　　比起在連綿不斷的文字獄中遭受無妄之災的清代文人，皇帝們對畫家還算不錯，歷代皇帝都很重視繪畫。到了清代中期的康乾年間，宮廷畫家越來越多。

　　乾隆年間的宮廷畫家分三等，月薪分別為：11兩、9兩、7兩。當時一畝良田約售價10兩。但是好待遇并非一成不變，工作是否勤勉，藝術水平有無提高，又或者皇帝品味的變化，都可以影響畫家們的薪酬變化。如有退步，輕則降級，重則革職。比起明代洪武年間，畫家有違圣意，即可問斬，那是天壤之別了。

　　康乾盛世，不但宮廷畫家的皇家飯吃得香，民間個體戶畫家同樣吃得開。清初戲曲家、美學家李漁在談美食的時候說：“蔬菜第一，谷物第二，肉食第三。”——鄭板橋等人肯定不同意李漁的說法，他們覺得還是吃肉比較好。鄭板橋自述在1748年賣畫收入紋銀1000兩，而當時縣官的基本年薪只有100兩。彼時民間經濟發達，以江南鹽商為首的新貴巨賈給民間個體畫家提供了新飯碗。

　　清代后期，道光至宣統年間，中國逐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畫壇也發生了急劇變化。宮廷畫家的皇家飯越來越不好吃，士大夫文人畫也日見衰微。在對外開放的商業城市上海和廣州，分別出現了“海上畫派”和“嶺南畫派”，開啟了近代和現代的畫風。畫家的飯碗逐漸向民間傾斜。

　　民國：商業化的飯碗

　　隨著清廷的滅亡，皇家審美體系的解體和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民國畫家一分為三：1、嶺南派(高劍父、趙少昂、關山月)與江南畫家(黃賓虹、張大千、吳湖帆、傅抱石、豐子愷);2、齊白石與京津畫家;3、徐悲鴻、劉海粟等中西合璧留洋派。

　　前兩類畫家的飯碗來自明碼標價，公開售畫;后一種留洋畫家則辦學授徒居多。

　　清代之前，公開售畫無疑是驚世駭俗;晚清時期，明碼標價還屬有失斯文之舉。到了民國，已經沒有人對公開售畫有異議了。

　　民國時期的字畫市場很發達，幾乎所有畫家都掛榜賣畫。戰亂頻頻的民國，經濟混亂、通貨膨脹，民間以收藏名家字畫為保值手段。因此，民國畫家的飯碗還算豐裕。以1913年吳昌碩的潤格為例：堂匾2兩、齋匾8兩、楹聯三尺3兩、四尺4兩。而馮玉祥將軍回憶他的20世紀初的河北農村生活：“我們在這里住了十余年，只吃過一次葷席，然而那所謂的葷席者，也不過每碗里蓋了兩三片飛薄的豬肉而己。”

　　民國字畫市場商業化程度越來越高，意味著畫家的飯碗更加多元化。除了傳統小圈子中的流轉、交易，民國字畫市場還出現了美術社團、畫鋪、潤格制度、書畫中介人，以及報紙雜志的廣告宣傳，等等新興的商業手法和宣傳手段。

　　民國畫家的飯碗一是來自商業化程度越來越高的市場;二是來自商界和政界的贊助人，如嚴信厚、朱佩珍、黃金榮等人。中國現代寫實主義的奠基者徐悲鴻，就是由猶太大亨哈同的總管姬覺彌贊助日本留學。就在河北農村十年吃不上一回葷席的20世紀初，徐悲鴻和蔣碧薇在日本半年之內輕輕松松花光2000塊大洋，扛著大批藝術書籍和藝術珍品欣然回國。1928年國民黨大佬吳稚暉贊助3000大洋，讓徐悲鴻在南京買宅基地。當時商界、政界的贊助人對畫家不可謂不慷慨。民國之后，中國少有不求回報的藝術贊助人。

　　50年代-70年代：我們的祖國是花園

　　49年之后，美術學院和畫院的專業畫家捧上國家鐵飯碗，除了領工資之外，還能私下賣畫。50年代至文革前，北京的琉璃廠、榮寶齋仍有字畫出售，以京津畫家為主。據史國良的回憶：當時的齊白石和徐悲鴻不過幾元、幾十元，過百元就很高了。

　　在平均主義的分配制度之下，其實等級分明，各家的飯碗大小不一。大多數專業畫家捧上鐵飯碗，有的同志卻很幸運地捧上金飯碗，例如齊白石老人。齊白石出任中國畫院名譽院長一職，在周恩來同志的囑咐下，每天由西單曲園酒樓給齊白石送兩頓家鄉風味的飯菜，想吃啥就做啥，國家付賬。后來又改為每月發500元生活費，由家屬代辦伙食。

　　毛澤東在50年設宴款待齊白石，由朱德作陪。掌權者與畫家的這一次飯局，禮儀與歷朝歷代繁復的皇家宴席不同，并沒有皇家宴席的象征性、壯觀和威權，只是一頓熱情的便飯。中國數千年來，從來沒有一個掌權者邀請畫家吃一頓不講禮儀、不分尊卑的便飯。掌權者的餐桌禮儀的巨變，意味著國家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劇變。隨之而來的，就是藝術形式和內容的劇變。

　　文革期間，幾乎所有著名畫家都飯碗難保。受到“反動黑畫”和“文藝黑線回潮”的牽連，大批畫家被打倒在地。他們能在牛棚和干校里平平安安混個兩飽一倒，算是家山有福、祖蔭庇佑。同時，非專業的畫家走到前臺，大眾成為藝術創作隊伍的主流。工人、農民、戰士、學生同樣可以是畫家，畫家的飯碗被烏合之眾搶走。

　　文革結束，文化部給畫家平反、摘帽。黃永玉、黃胄、李可染、吳作人等名家的畫作再次擺進琉璃廠，大概二、三十元一平尺。70年代末期，史國良、范曾、崔如琢等年輕畫家也開始賣畫。史國良三元一尺，范曾五元，后來又升到七元，讓眾人很是羨慕。——他們之中想象力最瘋狂的人也不知道，二、三十年后，他們的畫作售價過百萬、千萬，他們一一成為捧著金飯碗的巨富。

　　80年代—今天：飯碗的未來

　　星星美展、85新潮之后，中國畫壇逐漸兩分天下：體制內畫家和當代藝術家。

　　90年代之前，體制內畫家與大眾一樣，捧著鐵飯碗，吃不飽餓不死。90年代開始，美院、畫院的專業畫家開始賣畫。以F4為首的眾多當代藝術家也開始賣畫，藝術圈至今流傳著無數當代畫家的第一次賣畫，無一例外地手顫抖著數錢，賣畫之后請窮伙計們吃飯。

　　從90年代到新世紀，體制外能夠成功的當代藝術家還是少數，大多數圓明園、宋莊的畫家都是三餐不繼。馬越在《長在宋莊的毛》里寫道：“這家伙都好幾天沒見油腥了，天天吃饅頭喝鹽水，半個月拉不出屎來，眼珠都不轉了。”這也許是不少北漂畫家的寫照。

　　進入新世紀，隨著藝術品市場的份額越來越大，體制內外的許多畫家都捧上了好飯碗。

　　今天的畫壇三分天下：畫院水墨、美院寫實、當代藝術，各自有各自的飯局。藝術品市場前所未有地昌盛，畫家過上了前所未有的好日子。但是與此同時，藝術對中國大眾的影響卻前所未有地小，大多數圈外人并不了解捧上金飯碗的畫家;西方藝術標準對中國的影響卻前所未有地大，除水墨畫之外，大多數畫家的飯碗要取決于西方的標準。

　　與以往所有朝代都不同，今天的畫家飯碗已經不是一個人的事情，同時涉及到工作室的團隊、畫廊、拍賣行、保險業、運輸業、經紀人、銀行基金、美術館。大腕畫家的跨界活動，使得他們的飯碗與更多人的飯碗聯系在一起。在全球化的大時代，藝術也開始產業化和金融化，畫家的飯碗與藝術的內容一起也發生了本質的變化。

　　中國兩千年的藝術史當中，畫家的飯碗一直取決于掌控政治與資本的權力之手，而今天的部分大腕畫家開始成為權力之手的一部分，開始成為別人的飯碗的掌控者。這對于藝術來說，意味著什么?這是明天的藝術史將要記載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