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的故宮盜寶案曾聳動一時，吳祖光父親吳瀛的《風勁樓日記》，記錄了他為該案平反事曾兩度上書毛澤東、董必武，其中斷斷續續的記載，披露了毛澤東、董必武曾對該案平反事予以關注，并提出相關意見等此前不為世人所知的情節。

　　壹

　　故宮盜寶案兩方主角

　　故宮盜寶案發生于1934年。

　　此案涉案主角之一是首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1880-1937)。易系湖南長沙人，字寅村。1913年起在湖南高等師范學堂、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任教，兼任湖南省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他1922年到廣州，任孫中山大元帥府顧問。1924年出任北洋政府黃郛攝政內閣的教育總長等職。1925年溥儀被趕出宮，清室善后委員會組成時被推為首席委員，主持籌備建立故宮博物院。

　　與易培基相對一方主角是張繼(1882-1947)，字溥泉。他1902年在橫濱結識孫中山，參與創立華興會，1905年在東京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前后得孫中山器重。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因反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被開除黨籍。1926年張繼作為西山會議派頭目在上海主持召開非法的國民黨“二大”，成為國民黨內三足鼎立的一方。翌年國民黨內三派聯合，張繼出任國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長。

　　1928年10月，南京國民政府公布故宮博物院組織法、理事會條例及27位理事的任命名單。“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李煜瀛(石曾)為理事長，三常務理事之一易培基為故宮博物院首任院長，內定另一常務理事張繼為副院長。南京政府的人事安排公布時，院長易培基因病沒有到任。按理應該由內定副院長張繼主持工作，但李煜瀛、易培基對此都心存異議，張繼副院長之事被按下不表，日常工作乃由身為李煜瀛侄子、易培基女婿的秘書長李宗侗主持。易培基對當時名為秘書實為院長助理的吳瀛解釋說：“溥泉神經，又要聽神經太太的支配，不能讓他當家。那是石曾的意思。”張繼與李煜瀛、易培基芥蒂由此生根。

　　張繼在故宮的境遇，令身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的張繼太太崔振華極為忿忿。身為國民黨前身同盟會元老、國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長兼全國文物管理委員會主席的丈夫，居然無法掌控故宮博物院，而僅被委以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館長，她實在忍不下這口氣，故而時常找茬制造糾紛。

　　貳

　　從雞毛蒜皮到驚天大案

　　1929年春，為保證故宮維持經費，幾位理事提出處理無關文史物品的建議，在報呈南京行政院批準后擬定了處理原則，處理辦法暫定投標、拍賣兩種。故宮組成發賣處發賣，為鼓勵多銷，規定凡購貨2000元以上者七五折，3000元以上者七折。

　　秘書長李宗侗先買了兩三百元的皮貨，后又買了2500多元的物品，合七五折的規定。有人建議他再購兩三百元，連同前兩次數目合算，超過3000元可按七折算。李貪圖小利，照此辦理。這本來也說得過去，但在張繼太太崔振華眼里，便成為枉法營私的罪證。

　　“九一八”事變后，日軍又向華北滲透，故宮博物院為防文物落入敵寇之手遂有南遷動議。博物院理事會通過了6萬元遷移費預算案和張繼主持文獻館遷往西安、遷移費1/3歸其支配的提議。然而秘書長李宗侗前往南京請示時，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否決了故宮文物分運西安的計劃，張繼遂疑心李在其間搞了鬼，對易、李又添新恨。

　　故宮文物先后分5批1.3萬余箱運往上海后，張繼夫婦指使由張一手提拔起來的最高法院檢察署署長鄭烈，多方串聯、賄買人證，指控易培基、李宗侗利用故宮售賣物品舞弊貪污。1933年5月，易、李被控主使偽造文書、浮報貪污。但鄭烈發給其密派到故宮調查的檢察官的電報被吳瀛截獲。吳瀛與易培基是同學，兩人關系甚篤，仗義執言揭發了此事，他因此亦遭張氏夫婦嫉恨。

　　同年10月，南京江寧地方法院檢察署提出檢控易、李涉嫌違法舞弊。立案后，崔、鄭感覺起訴的都是雞毛蒜皮貪占瑣事，分量不夠，欲徹底打垮對手，必須把案子提升為更具聳動效應的盜竊文物案，使案子轉移到便于控制的南京地方法院辦理，才能隨心所欲地左右審理。

　　此后，故宮博物院職員蕭襄沛在文物南遷中將鳳冠上的珠子摘下裝箱的做法，被鄭烈扣上“破壞古物以偽換真”的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數年。張繼、崔振華、鄭烈借機宣稱蕭襄沛所為，是在易培基指使下的盜寶行為。緊接著，報紙刊出一系列易培基的負面傳聞：“蘇州法院通緝易、李，易、李已畏罪逃往國外；農業部次長蕭瑜代易培基盜運寶物往法國，在馬賽被法國海關查出扣留。”

　　易培基為了反訴，聘請北平著名律師劉崇佑做辯護人，并準備在1934年2月3日出庭申辯。但李宗侗卻從南京打電報告知一切辦妥，不必到南京出庭。易聽信其言沒有到庭，失去了說明真相的機會。此舉在客觀上給外界以心虧理屈印象，人們紛紛推測易確有把柄被抓，無顏面對法庭。

　　張繼夫婦并未就此收手，1934年10月，他們又操縱南京江寧地方法院檢察官對易、李等9人提起公訴。訴狀指控易自1929年起，“陸續將保管之珠寶部分盜取……為數甚巨，均一律占為己有……”吳瀛則連帶被控妨害秘密罪。由此，易案由處分物品、購買折扣以及涉600元會計賬目不符的無足輕重小案，演繹成在文物南遷之際以假換真、監守自盜的驚世大案。

　　叁

　　聳動社會卻不了了之

　　1935年5月至8月，法院請來著名書畫家黃賓虹幫助鑒定文物真偽，并將認定的贗品、偽作封存，共計62箱。法院認為，故宮珍品不應有假，此為易培基等人以假換真所致。1935年8月，江寧地方法院在易培基生病缺席的情況下，判決其犯有監守自盜罪。但是此后數年，由于找不到易培基、李宗侗盜寶證據，案子無限期拖延。

　　“七七事變”后，易培基病臥上海，財產大半已被沒收，連訴訟費都難以籌措，精神上壓抑難忍，心中積憤無處宣泄，終于1937年9月含恨離世。臨終前他請吳稚暉轉交國民黨當局遺呈一紙，感嘆說：“惟有故宮一案，培基個人被誣事小，而所關于國內外之觀聽者匪細。仰懇特賜查明昭雪，則九幽銜感，曷有既極！垂死之言，伏乞鑒察！”

　　至此，張氏夫婦仍不罷休。易之尸骨未寒，崔振華即指使南京江寧地方法院檢察官遞交訴狀，在易培基、李宗侗、吳瀛三人頭上又添加“吞沒”書畫等文物罪名。因頭號當事人已離世，二號被告李宗侗態度畏縮，不敢力爭，故宮盜寶案遂積非成是，雖無法律定論，卻在社會上廣為流傳，造成巨大影響。

　　1945年抗戰勝利，有關當事人以為有機會重審此案，卻聞知該案卷宗已丟失一空，最高法院當初因有盜換嫌疑而封存的古物連箱子也不見了。1947年冬，張繼暴病身亡，失去靠山的崔振華意識到，當年構陷之案若深追下去結局對自己不利。1948年1月9日，《南京人報》上突然登出一則消息，稱：“李宗侗、吳瀛免訴；易培基部分不受理。”

　　就這樣，沸沸揚揚十余年的故宮盜寶大案，以聳人聽聞開始，以莫名其妙的方式偃旗息鼓，而蒙冤之人沉冤始終未得洗清。

　　肆

　　冤案難洗的復雜背景

　　故宮盜寶案從表面看，最初好像只是萌于私人恩怨，而實際上有著官場傾軋以及派系之爭的復雜背景，才會一步步地升級，最終釀成大冤案。

　　易培基去世時，只有吳瀛的長女吳珊為其買棺裝殮。吳稚暉寫了一副挽聯：“最毒悍婦心，沉冤縱雪公為死；誤交賣友客，閑官相攘謀竟深。”

　　李煜瀛認為“吳老的挽聯，是最公正的判決書，有這一副挽聯，易先生的冤屈已為表白了。”對此，追隨易培基到故宮工作后又因盜寶案離開故宮的余蓋曾說：這么大的冤案，其實故宮博物院內外知道真相的人很多，但卻只有吳稚暉一人說公道話，余皆默不作聲。之所以會這樣，也說明故宮盜寶案的背景復雜。

　　故宮博物院前任院長鄭欣淼曾著有專文，在總結“故宮盜寶案”的起因及影響時，揭示了其間的一些深層原因。其在陳述了張繼與李煜瀛、易培基的私人恩怨、汪精衛與李煜瀛、易培基的宿怨等等因素后，又指出故宮盜寶案與當時中國教育界的派系之爭也有關。

　　蔡元培和李煜瀛因北京大學名稱的存廢和設立北平大學的問題發生意見沖突……易培基秉承李煜瀛旨意，提出北京大學改名為中華大學，由蔡任校長，在蔡未到任之前，以李煜瀛署理。易的這一議案獲得通過……從此教育界開始了蔡元培的派系(北大派)和李煜瀛的派系(中法派)的斗爭，且持續了若干年……

　　因此當年就有人據此認為：“國立北平大學的花開花謝，蔡、李兩系之間，是否已有畛域？或為故宮盜寶案的胚胎！”李煜瀛致行政院長汪精衛的函中也說：“今在國民政府旗幟之下，而反動者包攬兩部，以司法機關為施行政治陰謀之工具，代欲包辦教育者，傾倒其所謂之政敵。前寅兄(即易培基)于勞動大學被陰謀家傾倒，正如故宮博物院之事相同。”

　　當年的民報社會新聞版“芻言清議”載有署名“昌言”所撰《故宮古物案之索引》一文說：“……于是企圖奪此教育之牛耳者，勢必借一哄動全國之事，轉移信仰之心，踣易即所以射李也，崔振華、鄭烈等，不過某派之工具也，然則故宮不過系一借題發揮之題目矣。”

　　然而，那么多知情者都對此案皆取不予置喙態度，其背景的復雜看來似乎應該還不止于舊官場的骯臟黑暗、教育界的派系之爭。讓我們把審視的目光，再往深處探看一下。

　　故宮盜寶案被提起公訴后，第一個直接后果是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奉令去職”，此后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理事長李煜瀛也去職準備出洋考察，顯然亦與此案輾轉關聯。而李、易二人的經歷，都可鉤沉出與中國共產黨的隱約瓜葛。

　　李煜瀛早在1917年，就和蔡元培等人在北京建立了華法教育會和留法勤工儉學會，后又于1920年在北京創辦中法大學，在法國創辦里昂中法大學，幫助過很多留法學生，其中很多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骨干。

　　易培基則在“五四運動”期間，與自己的學生毛澤東等一起謀劃了將鎮壓進步學生運動的湖南督軍張敬堯驅逐出湖南的運動。為此，作為教師代表的易培基和作為學生代表的毛澤東親率請愿團，到北平的北洋總理府請愿示威。而在易培基、毛澤東于北平活動期間，易培基的老同學吳瀛曾幫助安排住宿，聯絡關系。

　　1926年3月18日，中國共產黨北方區委同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等發動北平80余所學校5000余人在天安門舉行“反對八國最后通牒國民大會”。會后群眾結隊前往段祺瑞執政府請愿，遭到預伏的軍警開槍射擊，“三一八慘案”震驚中外。在段祺瑞執政府隨即發出的通緝令上，有如下文字：“徐謙、李大釗、李石曾、易培基、顧兆熊等，以共產黨學說，嘯聚群眾……”

　　吳瀛長女吳珊，與中共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女兒李星華是中法大學同班同學。李大釗遇害后，吳瀛曾接納李星華到自己家中避難，在故宮盜寶案調查中，吳瀛還因此受到問詢。

　　由此可見，在故宮盜寶案中受到指控的幾個主角，與早期共產黨人、與毛澤東有些撇不清干系，這也是導致知情者沉默的復雜背景因素。在國民黨統治時期，誰還敢向和中國共產黨沾上邊的人伸出援手呢？

　　伍

　　吳瀛為什么通過董必武致信毛澤東？

　　1949年，另一個時代剛剛開啟，吳瀛就向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反映了故宮盜寶案的冤情，請新政權出面予以平冤。

　　據馬衡《馬衡日記》1949年10月24日日記記載：“聞吳瀛以‘易案’經十余年沉冤莫白，特上書華北人民政府，請予昭雪。董老擱置未復，頃又上書于毛主席，發交董老調查。”

　　然而，吳瀛在給毛澤東、董必武的上書上究竟說了些什么，上書過程是怎樣的，毛澤東、董必武又作了怎樣的回應，在馬衡的日記中，則無片言只語反映。上述疑問一存就是幾十年，直到吳瀛《風勁樓日記》出現，疑問才有所解。

　　1949年10月吳瀛第一次上書毛澤東，要求為故宮盜寶冤案平冤，是通過董必武轉呈，而不是像馬衡日記中所說，因給華北人民政府的上書被“董老擱置未復，頃又上書于毛主席”。

　　吳瀛在1950年5月21日致毛澤東信中寫道：“去年十月，因為易寅村(培基)先生在故宮博物院的冤獄，請求申雪上書，附同證件由董老轉達。當時以政府新建，您正忙于開國，董老允諾稍后代陳……”

　　吳瀛為什么直接給毛澤東寫信，又能通過董必武轉呈呢？這其間有幾重關系需要捋一下。

　　首先，故宮盜寶案涉案主角易培基是毛澤東老師。毛澤東在第一師范讀書時，作為校長兼老師的易培基對他的才華非常欣賞。后來他親聘毛澤東為一師附屬小學主事。毛澤東依托一師從事的一系列革命活動，幾乎全都得到了易培基的鼎力相助，并不同程度地爭取到這位知名民主人士的參與。毛澤東后來對他同窗好友周世釗說：“我那時能在一師范搞教育，還能在軍閥惡勢力下宣傳馬列、組建黨團，多虧易培基先生這個后臺老板硬喲！”

　　其次，吳瀛與易培基早年在張之洞創辦的湖北方言學堂是同班同學，兩人親如兄弟。吳瀛祖父吳殿英在湖北新軍任職，把孩子們留在武昌府院街家中，易培基常來吳瀛家玩。后來任民國大總統的黎元洪曾與吳殿英同為湖北新軍教習，又曾同去日本考察軍事，關系甚好。黎元洪也時常來吳家，易培基緣此認識了黎元洪。辛亥革命時期湖北軍政府成立后，易培基做了黎元洪秘書，董必武亦曾在此任秘書，跟易培基曾是同事，由此亦得與易培基契友吳瀛相識。

　　既與毛澤東早有接觸，又與董必武為舊識；且故宮盜寶冤案要平反的主角又曾是毛澤東的老師、董必武的同事，吳瀛致信毛澤東而通過董必武轉呈的行為，也就其來有自了。吳瀛在給毛澤東的信中也強調，“他(易培基)是與共產黨有深切關系的”。

　　陸

　　毛澤東、董必武對冤案平反的意見

　　1949年10月前后，是新中國肇始新政權構建之際，事務千頭萬緒，所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處于宵衣旰食前所未有的忙碌之中。而作為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澤東及政務院副總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董必武，卻對故宮盜寶冤案平冤要求加以關注，給了吳瀛及時的回應，足見他們對此事的重視。

　　就在吳瀛上書后不久，為了解決好國民黨政府中央各機關人員、檔案、圖書、財產、物資等接收的問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政務院接收工作委員會。而鑒于南京是國民黨中央所在地，上海為中國最大商埠，專門組成由董必武領導的接收工作委員會華東區工作團。

　　工作團在逗留上海不到一周的短暫時間里，董必武于百忙中抽出時間與時為上海市文管會委員的吳瀛見了面。交談中董必武稱贊吳瀛“古道熱腸，為易先生雪冤”，并談了毛澤東及他本人對故宮盜寶案如何平冤的意見。

　　吳瀛在1950年5月21日致毛澤東信中，對毛澤東、董必武的意見作了如是復述：“因為事隔十余年，雙方的當事人，死的死，逃的逃，無法對證，法辦為難。又以您(即毛澤東)同易先生有師生之誼，若一旦偏差或有不便。指示不若私人出面，以所陳經過、證件，令繼任的院長現尚在位的馬衡先生寫一篇自白文字一同發表，政府默認登報并印一小冊送圖書館保存，則此案大白于世。重在表白是非，私人恩怨自可從寬云云。”

　　由此可見毛澤東對故宮盜寶案平冤之事考慮得十分周詳，又顯示了共產黨人不徇私情，力求公允妥善處理舊時遺案的風節。吳瀛自謂與董必武交談后的感受是：“備見我公及毛主席崇高寬大之意。自顧何人，能無殊動？”

　　從吳瀛的三封信謄錄稿中反映的文字分析，毛、董似乎都不認為應該讓馬衡站在被告席上承接冤案主要制造者的罪責。雖然吳瀛等人都認為易培基一提出辭職，張繼隨即力保馬衡升任院長很難說事屬巧合；雖然南京法院請畫家黃賓虹幫助鑒定文物真偽，坐實易培基盜寶罪名，也完成于馬衡就故宮博物院院長任上……

　　但作為國內知名金石研究專家、文物鑒賞大家，馬衡在百般游說勸駕下，在北京大學校長胡適、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北平研究院院長李書華等人相繼離平南飛的情況下，沒有追隨蔣家王朝而去臺灣；作為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冒著極大的風險抗拒國民黨政府文物遷臺，以“機場不安全，暫不能運出”為托辭，將故宮本院的文物截留北平，一箱也沒有運出。這都是尤為難得，也深得后來新政權歡迎。

　　因此，毛澤東、董必武都傾向故宮盜寶冤案平冤不走法律程序，而是讓有權威身份的知情者馬衡寫一篇有關故宮盜寶案真相的文字，說明系張繼等構陷；作為當事人之一的吳瀛也寫一篇案情原委的文章，人民政府默認文章見諸報端，收之于各大圖書館存檔，以使易培基、吳瀛等洗清沉冤，讓社會公眾知道該案為國民黨當局構陷迫害作為最終了結。

　　柒

　　“盜寶案”平冤的兩篇文字

　　隨董必武一同赴南京、上海督導接收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長兼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勾留上海多時，與吳瀛數度會面商議故宮盜寶案平冤的技術處理問題。

　　吳瀛將自己詳記故宮盜寶案原委的20余萬文字交與鄭振鐸閱看，并就平冤的做法、形式等進行溝通。雖然，吳瀛從內心講很不愿意接受私了的解決方式，毛澤東、董必武“持寬大之論，政治立場乎？不可知也”，但在交談和思考后，他還是最終接受了毛澤東、董必武的意見。但仍希望“政府在最后或中間必要時，似必須有一表示，以昭示大公”。

　　后來，吳瀛聽說有關方面已經要明示馬衡就故宮盜寶案及其本人在冤案過程中了解的實情寫一書面交代的消息。

　　1950年4月底，上海市委統戰部秘書長周而復突然到吳瀛家拜訪，他帶來了董必武寫給吳瀛的信，并特別交給吳瀛一篇馬衡署名題為《關于書畫鑒定問題》的文章，后面有馬衡為該文新加的“附識”。

　　“附識”以“法院發言人……蓋欲以‘莫須有’三字，為缺席裁判之章本也”，“黃賓虹鑒別顢頇”等極簡潔文字，說明故宮盜寶案的審判和證據判定存在問題，以致“轟動全國，黑白混淆”，等于他以“附識”為故宮盜寶案是冤案作了文字證明。

　　1950年6月13日，《大公報》刊登吳瀛署名的《談文物處理工作》。文章中用簡捷的文字說明所謂“盜寶案”是有人“憑空捏造”、“里應外合”制造的，由當時的反動政府與法院聯手形成了“黑白顛倒”的社會影響。

　　在馬衡《關于書畫鑒定問題》的“附識”和吳瀛夾帶辯誣段落的《談文物處理工作》文章發表后，故宮盜寶冤案平反之事暫時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