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彥又名蔣小彥,1972年進紫砂工藝廠,拜著名藝人王寅春、中國工藝美術大師呂堯臣，江蘇省工藝美術師李碧芳為師，學習傳統造型藝術。作品以厚重見長，以古樸為先，以圓潤出眾，以霸氣稱著。
中國茶文化舉世文明，茗飲習俗源遠流長。為此，歷史上出現過后以陶瓷或金、銀、銅、錫等等材質制作的各種茶具也種類繁多、不一而起。其中，以宜興優質礦泥制成的，茗飲時專門作為泡茶葉用的紫砂壺，自明代中期出現并流行以后，因其格調品味之高雅、制作工藝之精湛、備受人們的關愛、賞識。發展到今日，宜興紫砂名家之眾多，從業隊伍之龐大、商場的規模、獲利的豐厚等等，都是古代及當今許多工藝門類無法比擬的。宜興紫砂的得天獨厚，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們在此不作全面的分析討論。在此，我們僅指出其中的一個原因是：紫砂茗壺都是具備款識的，不管是大名家還是小名家、不管是從業多年的老藝人還是初涉此道的新人，如非特殊原因，一般都會在自己的作品上題名、署款。可以認為，具備款識已是紫砂創作的重要步驟之一，已是紫砂工藝的一個組成部分，甚至可以說它已是紫砂行業的一項世代遵循的優良傳統。
當然，款識的出現或存在，并非紫砂工藝所獨有。工藝品的創作者在所制器物上署名，或手工廠產品標記類似于款識的各種店名、鋪名，這重“物勒工名”的現象，中國古代早已有之。據文獻記載，至遲在戰國時已經出現，以后屢見不鮮。但是，除紫砂之外的任何工藝的任何款識，如唐、宋、元、明金銀器上偶爾出現的匠師款；明清竹刻，南京濮仲謙、嘉定“三朱”（朱鶴、朱纓、朱雅徵）、吳三璠款、明代蘇州于雕陸子剛款等等都僅僅是某一時期某一名家的個別行為，并非是整個行業的普遍現象，也未形成工藝傳統，不象紫砂款識一樣，自出現以后，綿延不絕，既具有鮮明的個人風格特色，又存在所處時代的氣息風貌，從而形成了自身發展變化的規律性東西，可以作為行業文化的一個方面進行單獨的專門研究。至于許多商品上出現的各種所謂款識，如宋代湖州銅鏡上的“石家照子”款；宋、元漆器上的產地、匠作款；明清徽州墨、湖州筆的各種商標等等，它們所起的作用主要是招徠生意，實質上與廣告、招牌無異，其作用意義是完全不能與宜興紫砂款識相比的。鑒于上述認識，我們認為是有必要對宜興紫砂的款識情況作一粗獷簡要的梳理，以供對此有興趣的讀者參考。
主要內容分以下三個方面：
一、關于紫砂款識的表現手法，有刻款與印記款兩類。
所謂刻款，是指以竹制或金屬制刀具鐫刻的紫砂款識。實際是以到當筆，必須體現出書法意趣，故難度較大，自己不能，往往要請人代筆或代刻。據紫砂文獻明末周高起所著《陽羨銘壺系》記載：宜興紫砂壺是從著名藝人時大彬（活動在明末萬歷年間前后）開始才出現款識的。（李茂林曾以朱砂號記，似乎已萌發了款識意識。）他說：“鐫壺款識，即時大彬初請能書者落墨，用竹刀畫之、或以印記，后竟運刀成字、書法閑雅，在黃庭樂毅貼間……”據此，還可知時大彬的款識、刻款和印記兩種都有。目前，揚州、漳浦、無錫、延安等地的名帶墓葬，都曾出土過時大彬款紫砂壺，已提供了較為確鑿可信的時大彬刻款資料。但時大彬是否使用過印記，尚無出土資料證實，還不能肯定。時大彬以后，文獻中著錄的明末擅長刻款的著名藝人還有李仲芳、徐友良、陳用卿、陳辰等。清初，則有惠孟辰、陳鳴遠等人。這些當然都是大名家，更多的小名家，則需從他們的作品中去尋覓了。以后至今，由于印記的大量使用，紫砂壺刻款現象相對少見。
所謂印記，是指借用印章篆刻藝術來表現的紫砂款識，也包括代表款識的某些圖記、圖案。紫砂印記與“封泥”相同，印章是陰文，打印后出現的印文則是陽文。反之，印章是陽文，印文則是陰文，這與在書畫上蓋章是不同的。紫砂印記的使用，當也很早，時大彬是否有印記雖不能肯定，但鎮江博物館所藏出土于1965年的一件紫砂壺上，鈐刻有“用卿制”三字葫蘆形印記，此制壺藝人估計即是稍遲于時大彬的“陳用卿”。至于紫砂款識的位置，一般都限于壺底、蓋內和把下等隱蔽處，很少出格。若制壺藝人又善書畫陶刻裝飾，則其款識也有可能隨陶刻內容出現在壺腹、蓋面等顯著部位。如延安出土的橢圓形提梁大彬壺上即在壺腹刻：“吟余養浩然，大彬”草書7字。前“吟余”5字是供品味觀賞而作的詩句韻語類文字，一般稱為“銘文”，后“大彬”2字才是款識，為此壺、此銘作者之題名。
二、紫砂款識的內容
不管是刻款還是印記，最常見，也是最為規范的紫砂款識是藝人的姓名、字號款。如古人的“大彬”、“陳鳴遠”、近現代的“冰心道人”（程壽珍號）、“顧景舟”等。凡在姓名、字號后加“制”、“造”、“制壺”、“制陶”等等字樣的也屬這一類。也常見在姓名、字號前出現藝人籍貫，因絕大多數是宜興人，所見均是“荊溪”、“陽羨”、“蜀山”等宜興、丁山的古稱、別稱。除以上常見款識之外，還有以下各種類型的款識現象存在，這些款識往往都具有多重義蘊。如：標明時間款。例見山西晉城清初墓葬所出大彬壺，壺底刻款為“丁未夏日時大彬制”。
又《茗壺圖錄》載：陳鳴遠曾作一壺，上刻“丁未杏月鳴遠作古”款。標明產地款。這一款識情況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很普遍，即壺底鈐“中國宜興”印，蓋內鈐藝人款識印。標明商號商標款。這一款識情況在民國年間很流行，著名的“鐵畫軒”、“豫豐”、“陳鼎和”、“金鼎商標”等均是，這些款識現象突出監制直，藝人款識或有或無。如“鄧奎符生監造”、“仁昌監制”款等。標明定制款。這類款識一般都為齋堂室名，其主人往往系文人雅士，或為財力雄厚之富商大賈。如“阿曼陀室”、“桑連理館”均為陳鴻壽定制款。“愙齋”為吳大澂定制款。制壺藝人也多為名家、高手，如楊彭年為陳鴻壽作壺，黃玉麟為吳大澂作壺等。銘文款。這種款識，不僅僅單為題名，還出現有詩文韻語類或敘事、紀念類銘文，如清初的惠孟臣傳有“清風拂面來孟臣”、“水浸一天星孟臣”、“葉硬經霜綠孟臣”等壺底刻款。惠逸公有“煙水云山逸公”六字戳印款。近人程壽珍有“八十二老人作此銘壺巴拿馬和國貨物品展覽會曾得優獎”印章一枚，常用此作壺底款。這種銘文款其實是“銘”、“款”的結合體。如出現在蓋、腹等明顯部位，則有可能是陶刻者所為，而非制壺者自作。紫砂款識中還有一些非常冷僻的例子、難以歸類，這里就不作涉及了。
三、關于紫砂款識的作用與意義
在藝術創作領域內，大家知道，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題款，這是對本人對自己藝術成果的一種肯定，也是體現作品價值、自我價值的唯一途徑。有款的作品，比無款的作品具有更多的人文背景，提供了更為豐富的資料信息。所以，它的價值無論是從經濟方面，還是從歷史、藝術、研究等各方面來衡量，都顯得更高。紫砂行業自然也是這樣。所以，紫砂款識的存在對于紫砂工藝的發展、繁榮，其作用和意義是絕不能低估的。在供鑒定、辨真偽方面，紫砂款識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為，對于不具備現代仿冒手段的古人來說，要想仿制出完全相同的款識，不管是刻款還是印記，畢竟是非常難辦的。另外，由于歷來紫砂藝人都很講究款識內容與形式的完美、非常注意迎合文人的審美情趣，反映他們的思想感情，志向抱負，特別是印記的普遍使用，篆刻藝術與紫砂壺緊密結合，使得紫砂工藝更具品位和觀賞性，從而更受文人喜愛，也就更具生命力。紫砂款識以上方面的作用都是十分明顯的，本人在此就不多作介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