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興古稱荊溪、陽羨，地處長江下游太湖西岸，為蘇浙皖三省交界之地、寧滬杭三角地帶。宜興東濱太湖，南起浙江長興界，逾黃塘嘴、蘭山，北越竹山抵百瀆口分水墩接常州界，遙納七十四瀆之水、占太湖岸線達100多里。沿湖煙波浩渺，一碧萬頃，湖光水色，風景秀麗；南峙群山，峰巒起伏，東西長30多公里，南北寬20多公里，南部山區總面積600多平方公里，山色蒼茫，壁立千仞，竹海碧綠，松柏蒼翠，茶園連片，澗水清洌，溶洞接踵，泉石俱勝，晨霧飄渺，變幻莫測。東西兩氿橫穿境內，縱橫數十里，極目遠眺，碧波浩渺，沙鷗掠水，游魚翻滾；西瀕洮隔，北通運河，境內河網密布，沃野千里；宜興，藏龍臥虎，人杰地靈，文化歷史積淀深厚，是著名的“陶的古都，茶的綠洲，竹的海洋，洞天世界，教授搖籃，魚米絲綢之鄉，蘇浙皖三省交界的太湖旅游工業商貿中心城市。”古代被譽為“荊溪山水甲江南”、“陽羨山水甲江南”。詳實的考古學資料證明，7000多年前，宜興就農業發達，農業文化和制陶技藝名聞中華。先秦時期，吳越文化在此交匯，宜興先人們為吳越文化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唐代肅宗時起“陽羨貢茶”名冠全國。宋代以后，學人輩出，文風昌盛，成為江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宜興的文化積淀中，陶瓷藝術，特別是以紫砂壺為代表的紫砂陶藝和紫砂文化在國內外久負盛名，成為中國傳統工藝美術中的一棵燦爛奇葩。自六朝以來，先后有以青瓷為特色的“宜興窯”（南山窯）、以月白、天青等彩釉為特色的“歐窯”和以紫砂器為特色的“蜀山窯”三種陶瓷體系在此產生、發展。這在全國乃至全世界獨此一家。正是在這種民族的地域的文化背景下，宜興以手工成型為主的紫砂陶藝作為地方特色的傳統工藝和由此產生的紫砂文化，融合了宜興7000多年的陶瓷文化和幾千年的茶文化累積，融合了太湖地區其它民間工藝文化成果，紫砂陶藝經過1500多年的發展，形成了別具特色的民族民間文化遺產，為中國傳統工藝美術以及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宜興紫砂茗壺，因其造型千姿百態、簡練大方，色彩淳樸古雅，豐富多彩，表現形式獨具匠心，手工工藝精美絕倫，以及獨特的泡茶功能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廣譽海內外，成為獨樹一幟的“國之瑰寶”。紫砂壺藝、紫砂文化所包容的傳統民族文化內涵，使之藝術生命長盛不衰。世間事物，都有其起源、成長、發展的演變歷程，有其成因的內在動因。紫砂壺藝、紫砂文化同樣也有其起源、成長、發展的演變過程及其種種條件和內在動因。紫砂壺藝、紫砂文化之所以在宜興起源、發展，歸納起來主要是因為有以下諸多綜合因素催生而成的。一是，宜興歷史悠久，人文薈萃，是江南富庶的魚米之鄉，文化底蘊深厚。二是山林、土壤、氣候適宜，上天恩賜，得天獨厚。三是，茶與茶文化積淀久遠，山泉清洌，物華天寶。四是，7000多年的制陶歷史，獨一無二的紫砂泥。五是，勤勞智慧的宜興人。六是，文人參與，騷人墨客紛至。如此種種，使紫砂壺藝、紫砂文化產生發展，成為古老東方民族藝苑中一顆璀璨的明珠。

（一）人杰地靈 得天獨厚
歷史名城甲江南。宜興，在古時候很長的一段時期里，被稱為“荊谿”（“谿”是溪的古體字），以境內的荊溪河冠名。荊溪河，是東溪河（現東氿）、西溪河（現西氿）、南溪河、北溪河的統稱。荊溪，因“溪受金陵、宣、歙之水”，綿亙數百里，流入太湖。溪水把上游帶來的泥沙慢慢地沉積下來，生成了肥沃的濕地。在這塊土地上，物產豐富，草木繁茂，“榛莽彌漫”，荊棘叢生，“以荊名溪，因而溢邑”。
唐虞夏商時，地屬揚州府，周初屬吳國，戰國時屬越國、楚國。公元前1135年以前（商前），宜興建置為“荊溪地”。公元前476年，（周，春秋）建置為“荊溪邑”。公元前223年秦滅楚國后改為“陽羨縣”，直到公元304年，先后隸屬于會稽郡、吳郡、吳興郡。秦朝為何把荊溪邑改名為陽羨縣，因為“楚”號為“荊”，當時吳楚一帶習慣稱楚國為荊國，“秦以子楚，改為陽羨”。（摘自《輿地志》）起名陽羨也與原來“荊溪”二字有關。據宜興縣志記載：“蓋荊溪之陰多山，其陽衍沃。”意謂，溪南多山地，溪北是肥美平坦的田野。衍與羨音同義通，這就是陽羨縣名的由來。公元304年，晉惠帝永興元年，惠帝為表彰周處之子周玘，三興義兵之功，改陽羨縣為“義興郡”，建置上升，下轄義鄉（今浙江長興縣北部山區）、國山、臨津、平陵、永世、陽羨六縣。公元625年唐高祖武德8年，改為義興縣，隸屬于常州府。公元976年，宋太宗趙匡義為避諱，改“義”為“宜”，始稱宜興縣，至今已有一千多年。期間，極少數年份隸屬于江蘇省及蘇州專區、鎮江專區，其它絕大部分時期隸屬于常州府（常州專區）。1987年，撤縣建市，稱宜興市至今。1983年起，因市帶縣，宜興隸屬于無錫市。
宜興總面積1700多平方公里。南部600多平方公里，為天目山余脈構成的丘陵山地，海拔在50至500米。成土母質為砂巖，土地以黃棕壤、黃紅壤為主，PH值大約在4.5至6.5之間，有機質含量較高，氮、磷、鉀含量較豐富，土地肥沃，地面覆蓋茂密。宜興，屬北亞熱帶南緣濕潤氣候區，向中亞熱帶季風氣候區過渡地帶，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分布均勻，常年降雨量在1180毫米左右，春夏季多東南風，太湖湖面帶來大量水氣，濕度較高。常年日照2000小時左右，年無霜期235天左右，年總積溫5700攝氏度左右，年平均氣溫15.8攝氏度左右。宜興南部山區，獨占太湖之濱，岕嶺起伏，峰巒迭嶂，湖光山色，風景秀麗，竹木成林，物產豐富，是名茶和山貨生產的最適宜地區。宜興北部大約1100多平方公里為“沃野千里”的肥美平原，水網密布，圩堤縱橫，是歷史上著名的江南魚米絲綢之鄉，富庶之地。古代歷史上留下了“陽羨熟，江南足”的美名。宜興人民素以勤勞，智慧著稱于世，耕讀傳家，崇文尚德，文臣武將代不絕書。十狀元、十宰相，代代傳頌，“一門五牧”、“五世登科”，傳為佳話。引得歷代無數有名的文人墨客，因陶醉宜興的秀麗山水，寫下了浩瀚不朽的篇章。近現代，宜興更是人才輩出，宜興學子遍及五洲四海，“一門七博士”，“無宜不成校”、“千名教授的故鄉”成為海內外的美談。這為茶葉、陶瓷生產，茶文化和陶瓷文化的產生、發展，提供了種種必備的條件。
名茶好水出陽羨。據古籍記載，宜興的茶葉、名茶生產可追溯到秦朝以前。史料記載，早在秦漢時期，就有到“陽羨買茶”的說法。而后的史籍《桐君錄》記載“西陽（湖南永順南）、武昌（湖北鄂城）、廬江（安徽瀘江以西）、晉陵（江蘇常州）皆出好茗”。晉陵為晉代建制，常州的別名，三國時稱昆陵，隋朝改為常州，管轄武進、無錫、宜興等縣。所謂晉陵茶，又稱晉陵紫筍，產于宜興。可見，在晉代，宜興茶就成為全國名茶了。根據《桐君錄》成書年代推算，宜興產名茶當最遲也在漢朝，甚至年代更早。古籍《洞山岕茶系》記載：“唐李棲筠守常州日，山僧進陽羨茶，陸羽品為芬芳冠世產，可供上方，遂置茶舍于罨畫溪，去湖父一里許，所產供萬兩”。公元756年，唐肅宗時，御史大夫李棲筠來到常州（陽羨時屬常州）。茶圣陸羽向其介紹并共品陽羨茶，一致贊賞。后李棲筠向朝廷推薦，陽羨茶便成為名聞天下的“貢茶”，一下便供上千斤。陽羨茶，又稱晉陵紫筍、陽羨紫筍。許有谷詩云：“陸羽名荒舊茶舍，卻教陽羨置郵忙。”詩人杜牧詩云：“山實東吳秀，茶稱瑞草魁，泉嫩黃金涌，芽香紫壁裁”。據《宜興舊志》記載，其中的“山”即均山，在宜興城東南35里，湖父的東北，東臨罨畫溪，因產貢茶所以也叫貢山，即現在宜興紅衛村的唐貢上村和唐貢下村。《洞山岕茶系》記載皇甫曾送茶圣陸羽南山采茶詩：“千峰待逋客，香茗復叢生。采摘知深處，煙霞羨獨行。幽期山寺遠，野飲石泉清。寂寂燃燈夜，想思一罄聲。”該詩說明，唐代茶葉專家陸羽曾經在宜興南山采過茶，并從事茶事活動。同時，也有膠然和尚詩：《賦得夜雨滴空階送陸羽歸龍山》為佐證。龍山，即宜興茗嶺境內的龍池山。龍池山在宜興城西南，古時候離宜興城七十多里，山高嶺峻，林木蒼翠，山上龍池庵，清代敕賜為“澄光寺”，周圍布滿茶園。從唐朝茶葉專家陸羽、盧仝等在宜興茶區從事頻繁的茶事活動，可以斷定宜興茶區當時已成為全國重點茶區。據《長興舊志》記載：“顧渚與宜興接壤，代宗時（公元763年），以宜興選數多，命長興均貢。”公元770年，唐李豫命長興“與宜興分山析造，首有客額。”（見《南宋嘉泰吳興志》）可見，陽羨貢茶始產于宜興，后來擴展到與宜興交界的長興顧渚山。盧仝（公元？——公元835年）在茶歌《走筆謝陣諫議寄新茶詩》中留下千古名句：“天子未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而七碗贊陽羨茶歌也成為千古絕唱。可見宜興茶葉在唐代已成為朝廷、士大夫所好，陽羨茶也成為第一貢茶。《新唐書·地理志》1060年稱：“常州晉陵郡，湖州吳興郡，每歲都要進貢紫筍茶”。自唐朝開始，貢茶發展到每年宜興進貢達三十萬斤，長興也達到一萬八千四百斤，謂之貢焙。宜興貢茶一直延續到清代。宋代，陽羨茶仍是朝廷貢茶，進貢數量如舊，仍然為朝廷和文人雅士所好。元代，宜興茶仍為貢茶，《重刊宜興縣舊志》記載詳盡。明代，張謙德《茶經》曰：“茶之產于天下多矣，若……常州之陽羨”。《洞山岕茶系》中論岕茶品質一書云：“不入品（外山）中有貢茶，即南岳茶，天子所嘗，不敢置名。”南岳，在宜興城西南十五里，本名南澗。三國時吳孫皓封國山（善卷一帶），禪此山為南岳，山麓有南岳寺，建齊永明二年（公元484年）。唐天寶年間，稠錫禪師筑庵于此。宋改勝果禪院。明宣德六年重建寺。清代，宜興貢茶延續。自嘉靖年間開始，朝廷為了督茶設立張渚茶引所、張渚司辦、湖父司辦。“茶引”是贖賣茶葉的憑證，每“引”早茶100斤，納稅后取“茶引”可通行無阻。光緒后期，受維新思想影響，在湖父與張渚相連的山區，占地8000多畝的“陽羨墾牧樹藝公司”創立，這是我國最早的民營茶葉公司之一。民國8年（1919年）宜興茶農制作的谷雨前雀舌茶榮獲巴拿馬國際評比金牌獎章。
唐時，為了貢茶的生產，設“貢茶院”到明朝在宜興城內設立了“茶局”（現宜興市宜城鎮仍有因“茶局”得名而保留著的“茶局巷”。）專門督辦貢茶生產、運送。生產貢茶的茶山稱為貢山，采制貢茶極為隆重，常州太守要親臨開園，（后常州、浙江湖州太守都要“會茶”、“斗茶”）征調幾萬茶農突擊采制。采制極為嚴格，從采摘、挑選、蒸、搗、拍、焙、穿、封、干，道道把關，茶農苦不堪言。貢茶制成后，連同唐貢山下的金沙泉水，快馬加鞭日夜兼程送往長安，趕上朝廷的“清明宴”。當時稱“急程茶”。正如李郢的《茶山貢焙歌》所描述的：“凌煙觸露不停采，官家赤印連貼催”；“驛騎鞭聲砉流電。半夜驅夫誰復見，十日皇程路四千，到時須及清明宴。”陽羨茶的制作，自唐朝以來幾經變化。據史籍記載，在唐代，陽羨茶是緊壓茶，成片狀，也稱餅茶、片茶。緊壓茶的制作方法在陸羽的《茶經》里記述得很清楚，“其日有雨不采，睛有云不采，睛采之，蒸之，搗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制成圓形片狀薄餅。飲用時，要把片狀的茶搗碎，碾細，過篩，烹煮，連茶末一起喝下。（日本茶道的方法由此發展延用至今。）所以唐朝盧仝茶歌中有“開緘宛見諫議書，手閱月團三百片”之句。在宋代，陽羨雪芽已經逐漸盛名，蘇軾在元豐年間，留戀宜興山水，在《次韻完夫再贈之什》一詩中寫道：“柳絮飛時筍擇斑，風流二老對開關。雪芽我為求陽羨，乳水群應餉惠山。”自此延續發展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陽羨雪芽的品質進一步提高。中國農科院茶研所審評的評語為：“陽羨雪芽，采搞細嫩，制工精細，外形纖細挺秀，銀毫顯露綠潤，香氣清鮮幽雅，滋味濃厚清鮮，湯色深綠清澈，葉底幼嫩似雀舌，色黃綠明亮。形態逗人，可與龍井碧螺春等媲美。”“外形很有風度，一般難以仿制，高橋銀鋒，都勻毛尖等都類似碧螺春，很卷曲，而陽羨雪芽似碧螺春又不象碧螺春，條形細直有香氣，目前浙江省的名茶尚不及。”紅茶類，以陽羨金毫為最。該茶是小機生產的工夫紅茶，原料為一芽一葉、二葉半展的茶芽，條索圓緊鋒妙，色澤烏潤，披金黃色絨毛，香氣高雅持久，湯色紅亮，滋味甘醇，葉底開展完整，原坯飲用不加精制，可與“祁紅”媲美。宜興是江蘇省重點茶葉產區，茶葉面積五萬六千多畝，年產干茶五千余噸。
寺、茶文化鑄輝煌。名山、名寺、名洞、名茶，造就了寺廟文化、茶文化的輝煌，引來無數著名文人墨客，留下了許多詠陽羨的詩篇。其中最著名的文人墨客有：唐代皇甫曾、陸羽、陸龜蒙、杜牧、盧仝、張藉、陸希聲；宋代周必大、蘇軾；明代馬治、唐寅、蔣如奇、邵珪；清代陳維崧等。除前面所引用的詩外，還有皇甫曾《送陸鴻漸南山采茶》、周必大《勝果寺詠陽羨茶泉》、馬治《陽羨茶》、唐寅《詠陽羨茶》、蔣如奇《陽羨茶泉》、邵珪《春山省茶》曰：“南岳山前春欲動……貢船明發候江沙。”等等。
“茶滋于水”，“水為茶之母”。名茶必須用上乘之水泡之。陸羽在《茶經·五之煮》中說：“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揀乳泉，石池漫流者上。”陸羽在這里告訴我們，煮茶的水以山泉水為最好。山泉水中，尤以鐘乳石滴水或石池里緩緩流動的泉水品質為上乘。宜興山巒迭嶂，名山有東南的銅官山（君山）、芙蓉山、唐貢山、大蘆山、南岳山、茶山、黃龍山；西南的龍池山、太華山、離墨山（國山）、棚山、罄山、礪山；東北的屺山、陽山、竹山；西北的都山、安樂山等一百三十六座。在山中，明代以前建的古剎就有二十余所。如，龍池山上“澄光寺”，為江浙地區八大寺之一，其弟子遍及江蘇、浙江、福建、臺灣及東南亞一帶。宜興史稱洞天世界，山中多石灰巖，經地下水長期浸蝕，形成了無數千姿百態的巖洞，除善卷洞、張公洞、靈谷洞、慕蠡洞已名聞遐邇外，還有二十多個巖洞。宜興山泉和鐘乳石滴水奇多。唐代，運送貢茶時，連同金沙泉水一并上貢。湖父唐貢山下的金沙泉，南岳寺邊的卓錫泉，茗嶺茶神廟后的瀑泉，銅官山泉等各種澗泉比比皆是。名茶用名泉，名寺出茶道。明代以前，各寺院已形成了“茶禪一味”的一套茶禮規范，茶在民間也已比屋皆飲了。文人墨客常常過往寺院，話茶吟詩，敘事談經。名茶、名泉、名寺，促進了茶文化的發展。自唐朝以來，大詩人、大文學家對宜興名茶、名泉、名寺，對古陽羨贊不絕口，寫下了許多著名的詩篇，為茶文化、寺廟文化和陶瓷文化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們中有唐朝的白居易、陸希聲、皎然、盧仝、陸羽、陸龜蒙、李郢、杜牧、皇甫冉、李商隱、李九齡、王昌齡；宋朝的蘇轍、梅堯臣、蔣之奇、岳飛、李綱；元朝的趙孟頫、沈貞、倪贊、張雨、葉景南、楊維楨；明朝的徐溥、盧象升、馬治、邵珪、方逢時、唐寅、文征明、沈周、李東陽、董其昌、沈敕、沈暉、王徽、蔣如奇；清朝的陳維崧、盧士登、汪文柏、陳經、蔣偉、蕭挺、李荃、顧貞觀、厲鶚、查慎行等200多人，留下了歌詠宜興山水、人文、風景名勝、紫砂壺、物產等方面的詩詞近千首。
“水為茶之母，壺為茶之父。”如果說古代宜興的富庶、文化的發達、山水的秀美、名茶名泉名寺等，為宜興紫砂壺藝和紫砂文化的產生、發展，準備了一定的條件，那么，聞名于世的“陶都”，陶瓷生產和陶瓷文化，得天獨厚的紫砂泥，為其的產生、發展準備了直接的條件。
七千多年的制陶史，世界聞名的古陶都。宜興河網縱橫，直通太湖、運河，水路交通極為方便；南部山區陶土資源豐富，生產陶瓷的龍窯所需要的優質燃料——松枝、鹿角樁滿山遍野，還有無數竹木薪炭。如張渚、湖父、洑東、歸徑的蒲墅、柵村和烏山等南部地區均產上乘松枝。同時與宜興南部山區交界的浙江、安徽、江蘇溧陽等丘陵山區也產此類松枝、鹿角樁、竹木。這些天然的條件，成就了古代宜興陶瓷的產生、發展。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南京大學歷史系、南京博物院和宜興陶瓷公司，對宜興境內十幾個鎮的一百多個普查點開展了系統的古窯址普查。發現了十六處古代陶瓷文化遺址和一百四十多處古代陶瓷窯址，搜集到數千件古陶瓷殘片，上百件完整的古陶實物，還有各類石器、銅器等大量的實物標本。考古學證明，早在原始氏族社會，宜興的先民們就從事農業和制陶業勞動；七千多年前，農業文化和制陶技藝就達到較高的水平。在楊巷鎮發現三百多畝的古文化遺址，銅峰的倉浦、黃潼，張渚五洞橋，新芳鎮，豐義鎮等地出土了大量的古石器、古銅器、古陶片，與太湖“馬家浜文化”一致，制陶技術較原始；丁蜀鎮元帆遺址，屬于考古學上的“良渚文化”遺址；歸徑的夏姜、水北村發現兩處新石器時期遺址。歸徑唐南村、駱駝墩，采集到大量磨制石器和夾砂紅陶鼎，有鋬斧、牛鼻子耳罐以及紅陶豆、盆、碗等，有的地方殘片堆積厚度在一米以上，屬于早期的青蓮崗文化，距今也已有五千多年的歷史；另外，張澤、洑東等鄉鎮也有類似的發現。考古學證明，在商周、春秋戰國時期，宜興就開始燒制幾何印紋硬陶和原始青瓷。在張渚五洞橋、張澤前港咀和壽山村、洑東的破窯墩和湖父的畫溪河西岸等遺址，陶器中的夾砂紅陶和泥質紅陶仍占主要地位，但灰陶和幾何印紋陶的數量已有相當比重。丁蜀鎮的澗眾和元帆等處的陶鼎、陶鬲，其紋飾已多樣化，形制已采用輪制和手制相結合，還出現了缽、盆、壺等盛貯器，出現了堅硬的褐陶、灰陶和黑陶。在上述遺址和楊巷的城頭地，幾何印紋硬陶、灰陶、黑陶、白陶和原始青瓷器的殘片到處可見。據浙江博物館朱伯謙先生鑒定，宜興的原始青瓷，原料很像宜興上層泥，與浙江的有明顯區別。從遺留下來的陶器來看，這時期，宜興陶的工藝與裝飾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1959年，在丁蜀鎮西南約三公里的南山北麓，發現了著名的均山青瓷窯（又稱宜興窯、南山青瓷窯）。中國是世界聞名的陶瓷古國。宜興窯與江西景德鎮窯、廣東石灣窯同為中國陶瓷三大名窯之一；宜興，也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三大陶瓷產區之一。普查發現，在丁蜀鎮周圍共有十六處秦漢時期的窯址。可見，在秦漢時期，丁蜀一帶已是陶窯密布，陶業生產已具相當規模，其產品主要有罐、壺、甕三大類。到東漢，宜興已普遍燒制釉陶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宜興陶瓷得到進一步發展，并已有紫砂陶器發現。在宜興南山北麓發現的三處六朝時期的窯址，青瓷殘片及窯具堆積豐富，產品造型有碗、洗、罐、壺、缽。從其造型與工藝來看，已屬東晉晚期的風格，說明宜興已是南方早期青瓷的成熟產區之一。1976年發現的洑東澗窯，屬唐朝青瓷窯，其燒制方法已采用迭燒法，起到了現今匣缽的作用，產品發展到盆、碗、瓶、四系罐等二十多個品種，美觀、秀麗，反映了唐代經濟文化的發達。到了晚唐、五代，宜興的青瓷的制造中心已由丁蜀轉移到宜興西南的歸徑一帶，歸徑依山傍水的丘陵地帶方圓十多里，均有窯址分布。歸徑古窯址如此密集，殘片堆積如此豐厚，分布面如此廣，實屬古窯址考古罕見。從歸徑棚山南麓的古窯群挖掘的日用陶產品看，屬唐代早、中期產品，多系日用青瓷器，器璧勻薄，施釉均勻，釉面光潤。器物的造型，已有帶把帶流的雙系壺，手工工藝已成熟。到北宋，宜興的陶瓷在全國一片衰退中一枝獨秀。以紫砂壺為代表的紫砂陶器生產已經成熟，燒制紫砂器的“蜀山窯”已聞名于世。宜興的陶業生產到明代嘉靖年間，已呈現一派繁榮興旺的景象。期間，宜興陶人歐子明創建的“歐窯”一舉成名。至此，宜興的“宜興窯”（亦稱“南山窯”、均窯）、“歐窯”和“蜀山窯”（紫砂器窯）三大名窯已舉世矚目。到清代，宜興已是萬家燈火的繁華縣城了。
天生麗質育紫陶。宜興陶瓷的起源與發展，依托著宜興豐富的陶土資源。同樣，宜興紫砂器的起源與發展，也是以紫砂泥為依托的。而且也是以宜興陶瓷生產歷史悠久，工藝成熟作為基礎的。據考古學家證明，紫砂泥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便被宜興先民夾雜在“夾泥”陶土中使用。
紫砂泥包括紫泥、綠泥及紅泥三種。從礦層中開采出來的紫砂泥稱“生泥”，它不同于一般的泥、石，其質地介于“石”和“泥”之間，不能用水直接膨潤，需經風化、精選、粉碎、過篩、除鐵、加水攪練后經陳腐成“熟泥”才可使用。其中紫泥是甲泥礦層的一個夾層；綠泥又是紫泥砂層中的夾脂，故稱“泥中泥”；紅泥是位于嫩泥和礦層底部的泥料，又稱朱砂泥。紫砂泥主要產于宜興丁山黃龍山黃巖石下。紫砂泥的主要化學成分為氧化硅、氧化鋁、氧化鐵，有少量的氧化鈣、氧化鎂、氧化錳、氧化鉀、氧化鈉等，坯質致密堅硬，泥色天然，晶體間有一定的空隙。紫泥、綠泥和紅泥，由于其內在的化學成份組成、礦物組成和性能等原因，通過人工選練成熟泥后，單一的一種泥料就能制成紫砂壺等產品。紫泥是生產紫砂壺等紫砂陶器的基本原料。綠泥由于數量不多，同時大件綠泥產品難燒好，因此僅少數產品用綠泥制作，一般用作化妝土粉飾在紫泥坯體表面。紅泥通常也用作化妝土及制作小件產品。為了豐富紫砂器的外觀色澤，滿足工藝變化和創作設計的要求，可以把幾種泥料混和配比，也可以用其它辦法使產品燒成后呈現多種色彩，產生各種不同的視覺效果。配制后的紫砂泥，呈現鐵青、天青、栗色、深紫、豬肝、黯肝、紫銅、海棠紅、朱砂紫、水碧、沉香、葵黃、冷金黃、梨皮、香灰、青灰、墨綠、桐綠、棕黑、榴皮、漆黑、黛黑等等多種顏色。近年來，還運用醮漿紅泥，仿金屬光澤液等化妝土，窯變技藝等，進一步豐富了產品的色彩。除上所述，紫砂泥還有其天然的優良性能和特點，特別適合紫砂壺等紫砂產品的制作。這主要是：可塑性極佳，便于各種造型，制成式樣繁多，千姿百態，實用性與欣賞性俱佳的藝術品；其收縮率小，燒成范圍寬，燒成溫度比一般陶土高（1100℃——1200℃之間），不易變形；胎體具有獨特的雙氣孔結構，吸水率和氣孔率合理，保味功能強，泡茶不失原味，不易霉餿變質，有益于人體健康，能有效吸附茶汁，使用時間長后，不加茶葉，注入沸水也有茶香味；耐熱性和隔熱性好，冷熱急變不漲裂，保溫性能強，傳熱緩慢，提攜使用不炙手；用之越久，觸抹越多，其色澤越沉，越發光潤，玉色晶光，氣韻溫雅，色澤沉穩，豐富多變，其肌理耐人尋味。由于紫砂泥具有以上種種先天的優良條件，用紫砂泥制作的紫砂壺就成為最理想的茶具。所以，明周高起《陽羨茗壺系》稱：“壺黜銀湯及閩豫瓷，而尚宜興陶，又近人遠過前人處也。”明李漁在《雜說》中評論：“茗注莫妙于砂，壺之精者又莫過于陽羨。”明文震亨在《長物志》里道：“茶壺以砂者為上，蓋既不奪香，又無熟湯氣。”紫砂壺贏得了“世界茶具堪為首”的美譽。紫砂泥料全球唯宜興獨有，紫砂壺藝和紫砂文化在宜興產生、發展、演進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二）累積久遠 燦爛輝煌
中國紫砂壺藝、紫砂文化，自商周以來，經過漫長的前期準備萌生階段，在發達的宜興茶藝、茶文化和宜興陶瓷文化的催化下，經過無數代勤勞、智慧的宜興紫砂陶工的勤奮努力，自兩晉南北朝起源，經過五百多年的發展，最遲到宋代，紫砂壺藝、紫砂文化已經形成、確立。經過明代、清代兩個快速發展期，紫砂壺藝、紫砂文化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和提高；進入現代，特別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紫砂壺藝、紫砂文化進入了第三個快速發展期。這是個黃金發展期，從量與質兩個方面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和發展，把紫砂壺藝、紫砂文化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紫砂器起源于1500多年前的兩晉南北朝，成熟于北宋前。從商周時期的日用陶土壺，灰陶和幾何印紋陶壺，到秦漢時期的日用印紋硬陶壺，再到兩晉時期出土的用雕塑裝飾的青釉雞頭壺，從造型、工藝、制作和燒成諸方面，為紫砂壺的起源和成熟準備了良好的條件。自兩晉、南北朝紫砂陶器起源，經過五百多年的日用壺發展，到北宋前期，宜興紫砂壺的數量、品種、工藝已達到較高的水平，紫砂壺已有精品可考，紫砂壺藝、紫砂文化已經形成，并確立。1976年宜興羊角山紫砂窯址的發現，為紫砂壺藝、紫砂文化最遲在宋代已經形成、確立提供了有力的實物資料佐證。據考證，宜興羊角山紫砂窯為龍窯，寬一米，長十多米，是北宋前期專門燒制紫砂器的窯。羊角山紫砂窯址的紫砂器產品堆積層極為豐厚。挖廢的大量產品，主要有壺和罐兩大類，而且以壺類為主。從壺的品種來看，不僅有矮頸壺、高頸壺之分，而且還有大量精制的六方壺、提梁壺；如前所述，宋代宜興的陽羨雪芽已出現散茶（沖泡茶），處于餅茶和散茶并存期。隨著新的飲茶方法的出現，泡茶的紫砂壺也就出現了高頸壺和矮頸壺之分。當時的紫砂壺也已能滿足沖泡綠茶和紅茶兩類不同品種茶的沖泡需要，說明紫砂壺發展到北宋，已經進入成熟確立階段。壺嘴有素色和捏塑兩種，壺蓋也有平蓋和罩形蓋兩種；在工藝上，裝飾技藝達到了一定的水平，壺嘴已用鳳頭裝飾，而且手法簡練，神態各異，壺把、壺嘴與壺身的粘接處采用“鉚接”法。從遺器分析，“泥片鑲接”、“通嘴法”、“打孔提塞法”、“斫木為模”、“泥條拍打成型”等等紫砂壺工藝均已形成，并被成熟運用。從如此多數量的紫砂壺，如此多品種的精制紫砂壺，如此逼真的已經成熟的裝飾工藝，如此成熟獨特的紫砂壺手工成型工藝，如此成熟的燒制紫砂器專用龍窯，充分證明：宜興紫砂壺在北宋以前作為日用壺早已起源，經過改進、發展，到北宋前期，雖然紫砂壺藝與現在比，還顯粗糙，但紫砂壺藝、紫砂文化已經形成并確立，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由于在北宋以前，紫砂器上不留款，因此無法一下分清羊角山紫砂壺是否有北宋以前朝代制作的？只能待考古學家去研究了。
紫砂陶藝，孕育了紫砂文化的深厚底蘊。按照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說，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學作品，都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其反映往往有滯后性。而且，觀念形態的作品在反映社會生產生活時，總是要在某種社會生產生活經過較長時期的產生、確立后，才能被著名作家、詩人所反映。另外在封建社會里，由于交通、信息等等比較落后、閉塞，文學作品反映生產實踐的時間可能更為滯后。由于南宋小朝廷偏安臨安（浙江杭州），金兵屢屢進犯，戰爭連綿不斷，宜興又處于保衛杭州的重要防線，宋、金決戰接二連三。岳飛與金兀術多次決戰的“百合場”（宜興新街鎮屬地）；岳飛追擊金兀術，士兵用土填河筑起的“岳堤”；岳飛、韓世忠屯兵時燒制軍用紫砂水壺的“韓瓶”古窯遺址（宜興西渚鎮屬地）等等，金戈鐵馬，依稀可見。由于戰爭的原因，由于歷代封建統治者不重視勞動人民的創造，又由于在宋代前，紫砂壺制作不在壺上刻姓名、落款，宋代留下記載紫砂壺、紫砂文化的資料又較少，究竟是誰首先制作了紫砂壺？能工名匠的代表人物的姓名、生平和藝術創作特色等等都難以考證。盡管如此，仍有一些著名文人的作品記述了北宋紫砂壺的情況。雖然這些文人寫到紫砂壺的文字數量不多，但也足以證明北宋時期紫砂壺藝、紫砂文化已經形成、并成熟。綜觀紫砂史，紫砂壺的名稱歷代有不同的稱謂。唐代及唐代以前稱“注子”、“執壺”，“罐”。唐代以后稱“砂罌”、“茶注”、“茗注”、“紫甌”、“茶瓶”、“紫泥”、“提壺”、“紫砂器”、“瓦壺”、“泥壺”、“朱泥壺”、“砂壺”、“宜壺”、“茗壺”等等。北宋進士、著名詩人、宛陵先生梅堯臣在其詩集《宛陵集》卷十五《依韻和杜相公謝蔡君謨寄茶》詩中云：“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華”。在卷三十五《答宣城張主簿遺雅山茶次其韻》詩中曰：“雪貯雙砂罌，詩琢無玉瑕。”他還寫下《陶者》詩一首。宋朝大詩人歐陽修在《和梅公儀嘗茶詩》中寫道：“喜共紫甌吟且酌，羨君瀟灑有馀清。”稍后于梅堯臣的大詩人蘇東坡曾在詩中云：“松風竹爐，提壺相呼”。這些詩里寫到的“紫泥”、“砂罌”、“紫甌”、“提壺”，都是指宜興紫砂壺。特別是梅堯臣詩，“紫泥新品泛春華”，反映了當時紫砂壺新品輩出，象春天的花朵，竟相崢嶸。他在另一首詩里，又把“砂罌”與“玉”對應，可見當時紫砂壺已有相當高的地位。這三位著名詩人都是北宋前期人，他們在文學作品詩詞中已把紫砂壺作為寫作的重要題材，這就表明：一是，宜興紫砂壺到宋代前期就已十分成熟了，最遲到北宋，宜興紫砂壺藝、紫砂文化已成熟、確立。二是，在紫砂壺藝成熟期前，應該有一個廣大壺工制作提高的過程。因此，宜興紫砂壺的起源早于宋代之前，這與宜興陶瓷古遺址發現的兩晉南北朝時期的紫砂陶器，證明紫砂陶器起源于兩晉、南北朝是吻合的。三是，在北宋前期，宜興紫砂壺就已成為文人墨客生活、應酬中的一種時尚，文人墨客已介入紫砂壺和紫砂文化的發展。而文人參與，正是紫砂壺藝成熟，紫砂文化發展到成熟階段的一個標志。北宋時期，紫砂壺的迅速發展，并為文人墨客所鐘愛的原因之一是飲茶方式的變化。晚唐前，陽羨貢茶是緊壓茶（餅茶），而宋代開始的“陽羨雪芽”，屬沖泡散茶。由于紫砂泥的相關特性：一是可塑性好，最適宜造型審美變化；二是泡茶不走味，可使茶的色、香、味得到最佳發揮，是茶壺的最佳材質。因而紫砂壺被精于品茶的文人墨客、士大夫鐘愛，并積極參與，賦予了其工藝美術品的性質。大詩人蘇東坡，在謫居宜興時，不僅好茶愛壺，而且曾親自設計一種提梁式的紫砂茶壺，“松風竹爐，提壺相呼”，品茶賞壺，悠然自得。為了稱頌其對紫砂壺的貢獻，后人把他設計的提梁壺定名為“東坡壺“，歷代制作，相沿至今。北宋后期起，直到整個南宋時期，以及元末明初的改朝換代，因連續戰亂，紫砂生產處于低潮，文人墨客無法深入生活，著書立說，進一步參與紫砂壺藝、紫砂文化的發展。這種因戰亂等原因，紫砂壺生產處于低潮，其后在歷史上也曾多次發生過。
二、元明時期，是紫砂陶藝、紫砂文化的第一快速發展高潮期。1279年南宋滅亡，元朝統治。自元朝起至明朝，元末明初，因戰爭原因，紫砂壺生產一度處于低潮。但自明朝正德年間起，宜興的紫砂壺生產呈現一派繁榮興旺的景象，是宜興紫砂壺藝、紫砂文化第一快速發展高潮期。經考古查證，這一時期的古龍窯址集中分布在丁蜀鎮周圍。主要是丁蜀青龍山南北山麓，川埠寶山寺，蜀山，洛澗，上袁，湯渡建墩窯，南山東瓦窯、西瓦窯，任墅石灰山和黃泥塘等地，大小龍窯已有五十多座。其特點是生產規模大、產量多、品種豐富，燒制技術精致、完善，專燒紫砂器的“蜀山窯”也因聞名于世而載入史冊。這一時期，紫砂壺的普及、發展使茶藝升華到修身養性，談雅處世的崇高境界。欣賞性與藝術性的有機結合，造就了紫砂精品的非凡成就，紫砂壺藝的代表人物——壺藝名家，人才輩出，紫砂壺的風格和式樣別具一格，裝飾手段日趨完美，文人參與更為時尚，紫砂壺藝也由工藝美術品向紫砂藝術品過渡。
名家輩出，“方非一式，圓不一相”。第一位有古籍文字記載的砂壺名家，是明代正德年間的金沙寺僧，而后是其徒弟明弘治年間的供春。宜興寺廟眾多，古時寺廟文化十分發達，且與民間有割不斷的聯系。宜興城東南四十里的湖父金沙寺，是明朝時宜興著名的寺，寺邊有唐貢泉金沙泉，茶藝水平較高。據《宜興瓷壺記》記載，金沙寺僧（1506年——1566年），從陶工那里學會了制壺技能，并靜心研究、制作，“削竹為刃，刳山土為之”，掌握了高超的制壺技藝。這個和尚雖無名無姓，但因其制壺水平的高超，常被后人傳頌。吳騫詩懷念曰：“金沙泉畔金沙寺，白足禪僧去不還。”供春，又稱“龔春”，為明代四川參政吳頤山（宜興人）家僮，侍吳于金沙寺讀書。供春給使之暇，學金沙寺僧做壺，終于脫穎而出，“斫木為模”，做成傳世“樹癭壺”。供春之壺，稱“供春壺”，造型新穎精巧，色澤古樸，光潔可鑒，溫雅大方，質地薄而堅定，是難得的藝術珍品，“故名公臣卿，高人墨士恒不惜重價購之。”（《重修宜興縣志》）官員、文人吳頤山不僅喜歡紫砂壺，而且親自畫紫砂壺樣由供春制作，并推崇宣傳紫砂壺及供春。吳頤山的后人多有文人，其侄孫吳梅鼎就撰寫了著名的《陽羨茗壺賦》，稱供春為砂壺鼻祖，自此歷代文人延用。吳梅鼎還稱金沙寺僧為宜興紫砂壺的創始人。當然，這些說法現在看來是不妥的。明代名家輩出，精品斗妍。明萬歷年間，又出現了號稱“四名家”的董翰、趙梁、元暢、時朋四大制壺名家。董翰以文巧著稱，善制菱花壺，其他三人以古拙見長。趙梁的代表作是提梁壺。所謂制壺“方非一式，圓不一相”的諸多壺式，從他們而來。“四名家”后有同期的李養心，號茂林，他善于制作“名玩”，即小圓壺，樸素帶艷。其最大的貢獻是開創了匣缽裝燒法。隨后，又有“壺家之妙手”的時大彬及其弟子李仲芳、徐友泉的崛起，特別是時大彬的影響最為深遠。時大彬，號少山，他對紫泥的泥色、形制、技法及銘刻都有杰出的創造。他開始善制大壺，后善制小壺。其制作的壺，壺蓋與壺身周圓合縫，吻合緊密，不漏茶味。其“六合一家”壺，把壺分開，就成了底、蓋、前、后、左、右六片，合起來注茶卻毫不滴漏，壺藝高超，神奇無比。李仲芳、徐友泉，與時大彬齊名。李仲芳是時大彬的學生中成就最高的一位，作品以筋紋型居多，風格偏重文巧精雅。徐友泉的長處是能選準突破口，潛心于泥料配制，變幻出海棠紅、朱砂紫、定窯白、冷金黃等多種泥色，其仿制古器的漢方、扁鱓、菱花等各種造型壺開創了精研之先河。
淡雅古樸，各具特色，土金爭價。明代，紫砂壺的風格和式樣，獨樹一幟，大都崇尚古樸。紫砂壺的走向是以談、雅為宗旨，在仿古中融進制作者自己的觀念，以迎合文人審美意向，滿足市場的要求。金沙寺僧和供春所制的各式壺風格都是如此。明朝時期，各名家雖然總體上崇尚古樸，但也都有自己獨特的風格，這也是元明時代成為紫砂壺第一快速發展高潮時期的一個重要特征。所謂大彬典重，價擬璆琳；仲美雕餿，巧窮毫發；（仲美即陳仲美，把瓷雕藝術與壺藝巧妙結合，善于重鏤迭刻，別具一格，還好配壺土，對紫砂泥料配方作出了較大貢獻。）仲芳骨勝而秀出刀鐫；正春肉好而工疑刻畫；（正春即歐正春，時大彬弟子，精花卉果物。）君用美妍離奇，尚彼深成；（君用，即沈士良，制品多浮雕，玲瓏剔透，形象逼真，造型工致巧妙，蓋口畢縫不茍絲發，作品被稱作“神品”且善配泥色，“妙色天錯”。）用卿樸直醇飭，豐滿自然。（用卿即陳用卿，與大彬同工，俗稱陳二呆子，善仿李茂林、時大彬傳器，堅疲工整，雅自不群，款仿仲繇帖意，落墨拙而用刀工。）確是千姿百態，各有千秋。紫砂壺在明代已貴如珠玉。周高起文曰：“至名手所作，一壺重不數兩，價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與黃金爭價。世日趨華，抑足盛矣。”張岱也為之感慨，寫道：“宜興罐，以龔春為上……，直躋之商彝周鼎之列，而毫無愧色。”明朝末年，林古度為馮本卿作陶寶肖像歌記載“……荊溪陶正司陶復……”。可見，明代宜興已制封建王室御用陶器，由上面派官或地方官員兼作“陶正”（督造貢陶官名）。故宮現存藏品中，有一件時大彬制的方壺，被鑒定為宮中御用品，可以佐證。
文人介入，面目更新，影響深遠。元明時代，宜興紫砂壺的裝飾手段也得到較快的發展。這一時期紫砂壺的裝飾手段，不僅在壺嘴、把、蓋等方面的裝飾在宋代的基礎上有較快的發展，而且陶刻裝飾藝術興起，并很快發展成熟。陶刻裝飾藝術，是由制壺藝人署名刻款開始，逐漸發展起來的一種紫砂壺藝裝飾藝術。最早在元代，就開始在紫砂壺上鐫刻銘文。明代人蔡可霑在《霽園叢話》中寫道：“余于白下（今南京）獲一紫砂罐（即壺），有‘且喫茶，清隱，’草書五字，知為孫高士遺物，每以泡茶，古雅絕倫。”孫高士，即孫道明，字明叔，號清隱，華亭人，生于元代大德元年，博學好古，藏書萬卷，筑映雪齋，延接四方名士，曾以其居名為“且喫茶處”。至明代，供春、時大彬等名家所制的紫砂壺都銘刻著作者的姓名和制作年號，或就是一行詩名加刻制作者名款，一般都刻于壺的底部或壺蓋的口，或壺把下等不顯眼之處。明代多用竹刀陰刻，以歐體、楷書書寫。供春制的樹癭壺，壺把下刻有鐵線小篆“供春”二字。時大彬制作的鳳首印包壺壺底刻有“萬歷丙申時大彬制”，或“一杯清茗，可清詩脾”二行楷書。后來，為了追求書法藝術和銘刻的雅趣，提高壺的檔次，不僅制壺人自己落款題詞刻于壺上，而且吸引了社會上不少精于書畫的書畫家、金石家及文人墨客，在紫砂壺上揮毫，持刀裝飾。這些，都進一步提高了紫砂壺的檔次。
從現存的實物和古籍資料表明，明代的著名書畫家、文學家、藝術家，以各種形式參與了紫砂壺藝的創作、評論。如趙宦先、董其昌、陳煌圖、李漁、周高起、文震亨、熊飛、周澍等等。文人參與的數量和深度大大超過了宋代。他們中的書畫家都曾在紫砂壺上親筆題詩、刻字、作畫。其書、畫、詩簡潔淡雅，寥寥數筆，便詩情畫意，妙趣橫生，提高了紫砂壺的檔次。同時，紫砂藝人在與文人的結交中，經過交流切磋，耳濡目染，不斷增長學識，提高了自己的文化藝術素養。如著名藝人時大彬，早期制作大壺，還需請人在壺體上揮毫代書。他結交游婁東等文人學士之后，不但制壺風格為之一變，由“盈尺兮豐隆”變成“經寸而平抵”，即由大壺改成小壺，而且書法大有長進，“削竹鐫留十字銘，居然楷法本黃庭。”明代文人雅士的參與，促進了紫砂壺更具有文化藝術的特征，使紫砂壺藝由日用工藝品向藝術品漸進。還有一些文人學者，專門從事紫砂研究，著書立說，為藝人樹碑立傳，傳承紫砂文化，確立了紫砂藝術在陶瓷藝術中獨樹一幟的地位，也為后人研究紫砂壺藝、紫砂文化提供了資料。同時，也促進了紫砂壺由日用品兼工藝品向藝術品兼日用品的過渡。
三、清代，紫砂茶具風光無限，紫砂壺藝、紫砂文化進入了第二個快速發展的高潮期。
這是紫砂壺由日用工藝品全面進入藝術品兼日用品的發展時期；是紫砂壺進一步登上大雅之堂，成為宮廷貢品，進入世界藝術殿堂的繁榮期，對歐洲、日本、東南亞的制壺業產生了巨大的促進作用；也是紫砂文化全面系統的發展期。這一時期，飲茶習慣基本上仍然延續明代的傳統風格，以“淡、雅”為主。清朝初至康熙、雍正和乾隆年間，由于社會經濟文化的全面繁榮發展，為紫砂壺藝、紫砂文化的全面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條件。這時期，文人墨客極力推崇紫砂茶具，宮廷顯貴及外國人鐘愛紫砂茶具，老百姓也喜好紫砂茶具。由于各方面、各階層的審美情趣和使用要求的不同，促使這一階段的紫砂茶具的風格呈現千姿百態的局面。
壺藝名家，蕓蕓眾生，各領風騷。最著名的紫砂壺藝名家當推惠孟臣、陳鳴遠、陳曼生、楊彭年、和邵大亨等人。惠孟臣，明崇禎至清康熙年間人。精制茗壺，形制渾樸，“筆法絕類褚河南”，是時大彬之后一大名家。他以制小壺著稱于世，作品以朱紫砂者較多，白泥少，小壺多，中壺少，大壺極少，形制有圓有扁，也有束腰平底的。后人把其作品稱為“孟臣罐”，成為功夫茶用器的“四寶”之一。他的作品影響著歐洲早期的制壺業，并在閩、粵、港、臺地區名聲顯赫。陳遠，字鳴遠，號鶴峰，清康熙至雍正年間人。他聰慧好學，技藝精湛，作品新穎，善翻花樣，雕鏤兼長，款識雅健，有晉唐風格，作品名揚中外，是紫砂壺史上技藝最為全面的精熟大家之一。他的作品，常用知名典故來表達自己與文人的志向情操，有“海外競求鳴遠碟”之譽。清代文人吳騫贊曰：“鳴遠一技之能，舉世突出……其名尤噪。足跡所至，文人學士爭相延攬。”清代另一位文人汪文柏詩云：“自來技巧能幾人，陳生陳生今絕倫。”時人云，自鳴遠始，茶壺本身有了一個完整的藝術感，形成了紫砂壺獨特的藝術風格。其代表作品為南瓜壺、束柴三友壺、蓮形銀配套壺等。陳鴻壽，字子恭，號曼生，清乾隆至嘉慶年間人，清代著名的書法家、畫家、篆刻家、詩人，又工竹刻，是當時著名的“西冷八家”之一。他酷愛紫砂，設計出新壺樣十八式，由楊彭年兄妹制壺，自己銘刻書畫裝飾，集造型、文學、書畫和篆刻于一爐，“字依壺傳，壺隨字貴”，世稱“曼生壺”，又稱“曼生十八式”。即石銚、汲直、卻月、橫云、百衲、合歡、春勝、飲虹、古春、瓜形、葫蘆、天雞、覆斗、圓珠、乳鼎、鏡瓦、棋奩、方壺，十八種款式的壺。楊彭年，字二泉，清乾隆至嘉慶年間人。其壺有的渾樸雅致，有的精巧玲瓏，且善配泥色。他捏壺嘴“不用模子，雖隨意制成，亦有天然之致”。“曼生十八式”多半出自他之手。邵大亨，清嘉慶至咸豐年間人。其壺以渾樸勝，玉色晶光，氣韻溫雅。《陽羨砂壺圖考》稱其代表作“魚化龍壺”為“瑩潤如和玉，香霧紛騰茗初熟，七碗能生兩腋風，一杯盡解類方辱，壺兮壺兮出誰手，鬼斧神工原不朽”，“魚化龍壺伸縮吐注，靈妙天然。”《茗壺說》里又稱：“邵大亨之長，非一式而雅，善仿古……有過之無不及也。”所制掇壺“骨肉停勻，雅俗共賞，嘴鋬勻稱自然，口蓋直而緊，雖傾則無落帽之憂。”江蘇南京博物館珍藏大亨“龍頭一捆竹”等壺，工藝精細不同一般。
精心裝飾，手段多樣、千姿百態。陶刻，是明、清時期紫砂壺的主要裝飾手段。清代，其陶刻裝飾手段比之明代水平更高，內容更豐富。綜觀清代紫砂壺上的陶刻，已經薈集了文學、繪畫、書法、篆刻諸多藝術要素于一體，匯集了中國古代文化藝術中許多精華，并成為紫砂工藝中的一大亮點，進一步提升了紫砂壺的藝術品檔次。正如古籍記載，“陳子畦書法有晉唐風格”，“沈子澈款制極古雅渾樸”，“陳用卿款仿鐘太傅（鐘繇），帖意落墨拙而用刀工”，“用卿款，書法在行草之間。”“陳鳴遠……形制款識，無不精妙”，陳鳴遠天雞壺“上鋟鐫刻叟子山詩，為曹廉讓先生手書。”陳和之“行書法有晉唐遺風。”項不損“字法晉唐”。徐次京“擅八分書，揩書筆法古雅。”葛子厚“行書圓潤，頗近《圣教序》”。鄭板橋曾定制一壺親筆所書鐫刻抒意詩。不僅名家重視陶刻裝飾，而且連一般巧匠也十分重視陶刻裝飾了，即使自己不擅長書畫裝飾，也必請善于書者代為款署。如陳辰（共之）、汪大心等一批人自己譽稱為“陶之中書君，”專門替壺工們代鐫銘款。清代后期，由于紫砂壺陶刻量的迅速擴大，許多金石書畫家投身陶刻，如陳懋生、陳研卿、沈瑞田、蘆蘭芳、韓泰、邵云如等。自此逐步形成了紫砂陶刻的專業隊伍。清康熙、乾隆時代起，紫砂壺已成為朝廷御定貢品，定期向朝廷供奉。為了符合皇室貴戚達官貴人的審美需求和習慣，在紫砂壺的裝飾上又有了新變化。清代早期，進貢朝廷的紫砂壺，一般進貢名家紫砂胎壺，交由皇宮總管內務所轄的宮中作坊或皇室定點作坊，描繪琺瑯彩、黑漆描金、加釉上粉彩等等，多繪牡丹花卉，然后制成。到嘉慶、道光后，錫包壺成為文人雅士的寵愛器件。清代紫砂壺裝飾的新變化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在紫砂壺上畫琺瑯花卉、人物、山水裝飾或用黑漆描金裝飾、彩釉裝飾；二是在落款上，不用楷書簽名，而改用印章。清以后，用蓋章裝飾的風氣比較普遍。如中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清代紫砂壺，有兩個在壺底就有“康熙御制”的印章款。乾隆時期的皇宮用壺，一般在壺底刻有“大清乾隆御制”的印章。清代，為了適應紫砂壺外銷的需要，紫砂壺在裝飾上出現了外銷產品。其特點是，在紫砂壺上包金銀邊，加制飾以金銀的提梁壺。清代紫砂壺的裝飾風格，歸納起來為三大風格。一是傳統的文人審美情趣風格，講究裝飾的氣度、神韻、淡雅。同時，在創作題材上汲取中國古典藝術品之精華，刻意師古，力追古法，宛若古人；二是豪華氣派、明艷精致的皇家風范和市民情趣風格。在紫砂壺上用各種顏色，繪制出山水人物花鳥裝飾；或對紫砂壺施以各種明艷的釉色、黑漆描金，或以雕塑裝飾；三是適應歐洲、日本等開發的外銷風格，如包金銀邊，加制金銀、玉器，錫包壺等等，也有用其材質裝飾的。
紫砂壺藝、紫砂文化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和發展，紫砂壺藝完成了由日用工藝美術品向藝術品兼日用品的全面升華。這一時期的主要特點為以下幾方面。一是，許多書畫家、文學家、金石學家直接投身于紫砂壺藝的創作，與藝人有機結合，使紫砂壺更具文化藝術的特征。如陳鴻壽、鄭板橋、吳昌碩、陳子哇、沈子澈、陳用卿、陳和之、徐次京、葛子厚、任伯年、瞿應紹、張之洞、蔡元培等等。他們中許多人親手在砂壺上解銘字款，攜刀刻詩作畫，相贈好友、同僚。這就提高了壺的身價，收藏者與日俱增。出現了“藏品未有紫砂壺者，不為上”的狀況。文人的參與，使紫砂壺工藝與書法、繪畫、篆刻、雕塑珠聯璧合，以其極濃重的藝術欣賞性，使紫砂壺從工藝品升華到藝術品。所以清代詩人汪文柏在《陶瓷行》中云：“人間玉珠安足取，豈如陽羨溪頭一丸土。”二是，許多文人墨客為紫砂壺藝、紫砂文化著書立說，如吳騫、汪文柏、吳梅鼎等等一大批文人墨客。編寫的重要紫砂專著有《陽羨名陶錄》、《陶瓷行》、《陽羨名壺賦》、《桃溪客話》、《砂壺圖考》、《壺史》、《陽羨名陶說》、《陶說》、《陶雅》、《宜興陶器概要》、《陽羨名壺圖譜》等數十種。紫砂茗壺還受到國外著名作家的重視，曾有“名器名陶，天下無類”的贊語。1874年，日本人奧玄寶編著出版了《茗壺圖錄》（上下卷）書中收集了三十二件名貴的茗壺，撰寫了詳細的說明文字和制作者的印章款識。這些對宣傳紫砂壺藝、紫砂文化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同時也豐富了紫砂壺藝、紫砂文化的內涵，并有效地提供了不少研究資料。三是，這一時期，壺藝名家人才輩出，猶如雨后春筍。如惠孟臣、陳鳴遠、陳曼生、楊彭年、邵大亨、陳用卿、陳漢文、王友蘭、許龍文、惠逸公、邵玉亭、金士恒、俞國良、黃玉麟、范鼎甫等等。而且，值得一書的是，他們在與文人墨客、書畫家、金石家交流的過程中，刻苦學習文化藝術知識，刻苦鉆研書畫、篆刻等藝術，其中一些人逐漸成為文化藝術家，其紫砂壺成為紫砂藝術品也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日本人奧玄寶在《茗壺圖錄》中，對清代的紫砂壺作出了精彩的形容：“溫潤如君子，豪邁如丈夫，風流如詞客，麗嫻如佳人，葆光如隱士，瀟灑如少年，短小如侏儒，樸訥如仁人，飄逸如仙子，廉潔如高士，脫俗如衲子。”“一壺值抵中人一家產。”清代詩人陳其年，在《贈高澹人詩》里，說到當時紫砂壺的身價為“一具當值三千緡。”紫砂壺也成為“固甲天下”的藝術品，出現了“荊南士俗雅尚陶，茗壺奔走天下半”的盛況。（摘自《陽羨茗壺系》）
四、自二十世紀初至今，紫砂茶具作為東方民族之瑰寶，可謂群星爭耀、吐焰生風。宜興紫砂壺藝、紫砂文化進入了全面繁榮興旺的第三個快速發展高峰期。
這是紫砂壺全面進入藝術化、產業化、市場化的高水平的發展期；是紫砂藝術、紫砂文化在世界工藝美術中獨樹一幟，大放異彩的時期；是紫砂壺藝、紫砂文化全面系統地向高水平發展的黃金時期；也是紫砂壺藝、紫砂文化作為世界歷史文化遺產，越來越被更多的人們形成共識的時期。這期間，民國初年至日本軍國主義入侵前，紫砂壺的生產比較興旺，壺藝水平處在上升期。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五年，宜興紫砂壺在國際上揚眉吐氣。在國際級的工藝美術品評比中，屢獲大獎，在國內的“西湖博覽會”、“南洋勸業會”等評比中也多次榮獲金獎。這段時期，紫砂茶具繼承歷代制壺傳統的主流得以發展提高。產品內銷各省市，外銷亞洲、歐洲、美洲的許多國家。但是，自日本軍國主義入侵中國到解放前夕，由于兵荒馬亂，紫砂陶業生產處于停滯狀態。一九四九年的春天，宜興解放，古老的陶都喜獲新生。荊溪泛春華，陽羨春意濃，紫砂生產煥發了青春。特別是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至今，由于社會經濟文化的現代化快速發展，為紫砂壺藝、紫砂文化的全面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條件，并在汲取現代科技、現代文化和現代藝術的精髓中全面提升、發展。
剛解放，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就恢復了紫砂生產，組織了以陶刻藝人任淦庭、陳少亭，制壺藝人王寅春、裴石民、朱可心、吳云根、顧景舟、蔣蓉等人，成立紫砂生產工場，后成立紫砂工藝廠。五十年代，先后多次招收有文化的青年七百多人進廠培訓，成為紫砂生產的骨干，從而，紫砂壺產量增長了幾十倍，品種增加到近千個。改革開放的春風，使宜興的紫砂生產迅猛發展，紫砂企業發展到一廠、二廠、三廠、四廠、五廠、六廠等等十多個廠。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由于紫砂壺手工工藝的特點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發展更其迅猛。形成了銷售全國走向世界各大洲的繁榮興旺局面。二十世紀以來，紫砂壺藝、紫砂文化呈現了如下鮮明特點。

規模大，起點高，發展快。當今紫砂壺生產，從業者之多，文化層次之高，宣傳推廣之廣泛，外部環境之優越，產量之大，品種之多、創新之活躍，是砂壺生產一千五百多年以來最好的時期。已形成了獨一無二的產業，在市場經濟中崛起爭雄。據不完全統計，從事紫砂壺生產、銷售、宣傳和研究的從業人員已有十多萬人（已發展到周邊浙江長興）。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港、澳、臺等地區乃至國外許多國家都設立了銷售、研究、宣傳點。紫砂壺藝、紫砂文化得到極大的發展和提高。從事紫砂壺制作的技藝人員，文化起點高，一般都具有高中、中專以上文化，有些人還是從大專院校工藝美術專業畢業后從藝的；還有一些人，本身就是文化人，工藝美術專家，因憧愛紫砂壺而從事紫砂陶藝的。許多初、高中畢業后從事紫砂壺藝的人員，也通過了中等專業學校、大專院校的造型設計、工藝美術專業學習、培訓（如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中央美術學院、南京藝術學院、景德鎮陶院、省宜興輕工業學校等等）。從藝人員的文化基礎和藝術素養是過去無法比擬的。由于現代科技、文化、信息水平的極大提高，紫砂技術人員通過書籍、報刊、雜志、電視、互聯網等媒介，不斷獲得種種工藝、藝術營養和現代設計、創作理念、文化創意理念，其中有些人已經具備了文人、藝術家的種種素養。而且，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逐步沖破了計劃經濟的束縛。在生產制作的形式上，打破了一家一廠的禁錮，各種 “坊”“苑”、“齋”、“堂”、“軒”、“居”、“室”、“館”、“廠”、“陶莊”、“公司”、“研究所”、“市場”、“中心”等紫砂壺研究、制作的獨立實體如雨后春筍，生機勃勃；在銷售形式上，完全打破了計劃壟斷銷售市場的局面，呈現出全面進入，多渠道、多形式的市場經濟銷售局面。許多價格合理的精品紫砂壺供不應求。
專家文人參與廣泛，媒體宣傳力度強勁，紫砂文化內涵擴展。紫砂壺，生來就是文人雅士的通靈寶玉。當今，參與紫砂壺藝、紫砂文化發展的專家、文人、學者，無論是數量上，還是參與的深度和廣度上，都是歷史上未有的。他們不僅參與紫砂壺的書畫篆刻等等裝飾，而且與陶藝家合作設計制作紫砂壺，還著書立說、作演講，探討與指導紫砂壺的創作。這為紫砂壺藝、紫砂文化的發展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高莊、李綿璐、張守智、韓美林、楊永善、秦錫麟、朱玉成、朱屺瞻、唐云、啟功、亞明、馮其庸、柯靈、艾煊、菡子、陸文夫、劉江、程十發、韓天衡、俞繼高、吳山明等等專家、學者、文人、書畫家、教授，都為紫砂壺藝、紫砂文化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李綿璐、張守智、楊永善、秦錫麟、朱玉成等教授、學者，不斷為紫砂壺藝人員作創作理念、造型設計等方面的講演、輔導，而且還直接設計了許多出類拔萃的紫砂壺；特別是高莊教授，早在1956年就幫助紫砂界革新了制壺工具，用金屬轆轤轉盤代替了木轉盤，至今仍廣泛使用。他設計了“提璧壺”，由顧景舟制作，一舉成為著名的傳世藝術品。他還在紫砂界首先提出，研制絞泥壺，增加紫砂裝飾的新工藝，即紫砂絞泥裝飾。并指導李昌鴻、沈蘧華夫婦研制。幾經周折、努力，終于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研制成功紫砂絞泥裝飾作品，為紫砂裝飾增添了一個新的品類。大篆刻家劉江的紫砂篆刻，邊款藝術、金石刀味，給紫砂陶刻裝飾增添了新的內容。韓美林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從事紫砂茶壺設計，把裝飾和造型結合在一起進行整體設計，立足創新。他的紫砂壺造型呈多方位的發展，象形取意，演繹變化，抽象構成，政變比例，整合空間，不受成法制約，風格面貌為之一新。他與著名陶藝家顧景舟設計了多件新品，與著名陶藝家毛國強共同設計，由毛先生制作、陶刻的“銅把一線提梁壺”，一舉榮獲第二屆“中國十大紫砂茗壺”稱號，工藝美術界權威人士一致予以好評。其他幾位專家、學者、作家、文人也為提高紫砂壺的藝術品位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業績。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由于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宣傳媒體手段、技術的現代化，由于紫砂壺藝、紫砂文化廣泛傳播，各方宣傳力度和深度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不僅報刊、雜志、書籍大量刊文評論，而且許多文人墨客出版了大量的紫砂壺藝、紫砂文化的專著。如《文匯報》、《新民晚報》、《解放日報》、《揚子晚報》、《工藝美術報》、《收藏拍賣導報》、《中國商報》等報刊；《中國收藏》、《收藏》、《收藏家》、《中國陶藝家》、《茶道》、《茶界》等雜志都每期專版宣傳、指導。專著如：《陽羨紫砂圖考》、《宜興陶器圖譜》、《紫砂陶》、《松風竹爐，提壺相呼》、《紫砂茶壺的造型與鑒賞》、《當代紫砂茗壺》、《陶藝教程》、《中國當代紫砂鑒賞》、《中國紫砂鑒賞》、《宜興紫砂》、《紫砂壺全書》、《親近紫砂》、《紫砂》、《陶魂》、《壺魂》、《當代中國紫砂圖典》、《五色土新傳》、韓國出版的《中韓陶瓷交流展》、《中國收藏》紫砂特刊等不勝枚舉。一些陶藝家也出版了有一定研究深度的專著。如顧景舟的《宜興紫砂珍賞》，徐秀棠的《紫砂陶藝集》，李昌鴻、沈蘧華夫婦的《紫田耕陶》、《紫苑筆談》、《堯臣陶藝》、《吳鳴陶藝》等等，以及類似畫冊性的宣傳介紹紫砂陶藝人員的專集、小冊子不計其數。特別值得一寫的還有近十幾年以來，一些收藏家、壺藝主創人員創辦了民間紫砂館、院，大力弘揚紫砂壺藝、紫砂文化。現代化的媒體，從上世紀末起也全面介入紫砂陶藝的宣傳。如，中央電視臺用幾個頻道，開辟多個欄目，連篇累牘編播了紫砂壺藝。江蘇電視臺、浙江電視臺、上海東方電視臺等省市電視臺也都專欄編播紫砂陶藝節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