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北碑之美的欣賞
——陳奕禧、何焯的書論

陳奕禧(1648一1709)，字六謙，又字子文，號香泉，葑叟，浙江海寧人。工詩善書。王士禎說：“門人陳子文奕禧，號香泉，詩歌書法著名當時，其書專法晉人，于秦、漢、唐、宋以來文字，收羅尤富，皆為題跋辯讓，米元章、黃伯思—流人也。”(《分甘余話》)
陳氏自己的書學是宗法帖學的傳統，對帖學書風也不無發明，并且對書法本質有著很深的認識，他說：
夫書故應神明變化，離繩尺之外，然脫去繩尺，又何能合法？書學大矣哉!通乎天人，乃成其事。自一畫造端，極于藩變，何所不有，何所不收，淺嘗之未至也。(《綠蔭亭集》)
盡管陳氏的《綠防亭集》中討論書法的言論絕大部分是關于帖學的，但這些理論并不足以代表他的歷史成就。而其中幾則對北朝書跡的評論卻體現了他的書學思想的歷史價值。據這些理論，我們可以說陳奕禧是最早對北碑書法之美做出評判的人物之一，盡管他自己學習書法是以晉人為宗，但這并未因此阻礙他的視野，這是很難得的。
我們知道，對金省的研究肇始于北宋時期，歐陽修《集古錄》可謂是這一門學問的開山之作。其后，金石著作歷代不斷。至清朝，金石學在樸學的范同內得到尚度重視，形成了規模。對金石學的研究同時引發了人們對太村億法的興趣。清朝切年，學者首先發現了漢碑的藝術價值，并由此引發了隸書在清初的發興。朱彝尊、鄭簠是其中的拓荒者。隨著金石研究的不斷深入，北朝書法的價值也漸漸為有識之士所重視，但金石學畢竟不是書法學。歐陽修等人對北碑書法雖有所接觸，們對這種書法并不認同。北碑的書法之美是客觀的，連歐陽修也不否認。《跋東魏魯孔子廟碑》云；“后魏、北齊時，書多如此，筆畫小甚佳，然亦不俗，而往往相類。疑其一時所尚，當自有法。”《北齊常山義七級碑》云：“字畫佳，往往有古法。”《后魏神龜造碑保記》：“有神龜造碑像記，魏神龜三年立。余所集錄自隋以前碑志皆未嘗輒棄有，以其時有所取干其間也。然患其文辭鄙淺，又多言浮屠，然獨以字畫往往[妙，……此碑寧畫時時遒勁，尤可佳也。”（《六一題跋》卷四）



他認為二王之外還有另—條書法發展的途徑，這就是北碑。唐人歐、虞、褚、薛、顏、柳等書法家都不完全從二王筆意而來，而是吸取北牌筆法。至元明趙、董以后，專以姿媚為尚，令北碑一派湮沒無聞，鮮為人知。所以，他認為上追碑派古法是“古人一條真血路”，并以揭示這一千古不傳之秘為己任。從他對《張猛龍碑》、《崔敬邕碑》等北朝碑版的認識，說明他在書法審美的理解上已經突破了元明以來帖學風氣籠黑下專取研媚的風尚，而能發現北朝書法中奇崛變化而義古樸自然之美。從陳奕禧對北碑的關注到阮元的《北碑南帖論》，其間經歷了整整一個世紀，因而我們將陳奕禧視為清代碑學的先聲。
繼陳奕禧之后，何焯對北碑的價值也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何焯（1661-1722)，宇開千，后字屺瞻，號義門、無勇，晚號茶仙、香案小吏。江蘇長洲(今吳縣)人。康熙時值南書房，賜進士。他的論書文字載于《義門題跋》。平生對陳奕禧非常推崇，云：“國朝書學邁前軌，香泉先生尤足雄長，一時搜集金石文字，視《金蓮琳瑯》、《石墨鐫華》諸編不啻倍焉。當其下筆，上下古今，舉篆、籀、分、隸、章、草、行狎之奧無所不有。昔米元章悉收六朝妙處，醞釀筆端，彌服先生之廣大。”(《義門先生集》卷八《予寧堂法書跋》)
《北魏營州刺史崔敬邕志跋》：“入目初似丑拙，然不衫不履，意象開闊，唐人終莫能及，末可蓋以北體少之也。六朝長處在落落自得，不為法度拘局，歐、虞既出，始有一定之繩尺，而古韻微矣。宋人欲矯之，然所師承A者，皆不越唐代，恣椎自便，亦豈復能近出乎?”(《義門先生集》卷八)又：“歐陽子論凡學書者，得一可以通其余，殆非狹陋者所知。蓋古之人研討者博，斯擅名一體矣。然自晉永嘉而后，派別遂分南北。自唐開元以降，風向乃殊肥瘦。”(《予寧堂法書跋》)
何焯對北碑的認識還是比較粗淺的。他隊識別北朝碑刻對唐朝楷書的影響，以及北朝碑刻本身的一些審美上的意味，如將《崔敬邕墓志》納入六朝六韻的“落落自得”“不杉不履”的范疇，可見他對北朝碑刻書法的美有一定層面的認識。另外，他也看到了自永嘉之亂之后， K法分為南北兩派，他的這種兩派說實開阮元南北書派論之先河。
綜觀陳奕禧、何焯二人對北朝書法的推崇，我們可以這樣說，在清朝伊始，書法已經漸漸走出文人帖學的軌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