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耷（1626——1705），江西南昌人，明寧王朱權后裔。明亡，落發為僧，后當道士。有雪個、個山、破云樵者、八大山人等別名字號。他的書畫都追求“怪趣”，題款簽名，把“八大山人”四字連綴，猶“哭之”“笑之”。寄寓了國破家亡的復雜心境，他的書畫作品具有強烈的感情色彩和復雜的精神內涵。
禪作為我國佛教宗派中的一份子，以靜坐默念為修行方法。中國禪宗初祖南北朝菩提達摩將釋逝牟尼佛“明心見性”的禪法傳入中土，打開了中國禪宗的新篇章。“明心見性”與書法藝術中所說的“書為心畫”有著相通之處。書畫藝術的創作需要靈感，而這個靈感就來源于心神領悟，因此靈感的產生與禪學中所說的頓悟學說有著共通之處。藝術審美的最高境界是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感覺，這也是禪學中所追求的一種至高境界。
清代是我國繪畫呈現繁榮景象的一個重要時期，特別是一些非正統派的發展，為這一時期的繪畫創作增色不少。書法藝術發展到明末清初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明代后期，書法家面對魏、晉、宋元和本朝的各種風格形式，面對許多開宗立派、影響深遠的偉大書法家。一方面嘆為觀止，一方面又不得不肩負起一步創造發展的歷史使命。
朱耷的書法，學鐘王、習顏魯公。書法風格純樸圓潤，無明人習氣，狂草亦怪，自成一家。他善于用自己的藝術思想去學習各家的書法，把前人的特點有選擇地拿過來化為己有。他的書法，既有傳統，又有新意。他善于用禿筆，不論是臨法帖，還是進行書法創作，其作品都具有強烈的個人風格。他用禿筆進行書法創作，用筆含而不露。他用中鋒、藏鋒、圓筆，線條的節奏起伏平緩，粗細大體均勻。他的書法最為人稱快的是他在字的結體上，在字體空間布白的營造上，獨具匠心，別有新意。結體或則端莊如鐘王，或則偏旁移位，促長引短，拘大展小，展現在人們眼前總是富有新意。他把楷行草書各體大小斜正的字，以畫家獨具的構圖意識置于一幅作品之中，形成了一種別具一格的空間節奏感。
八大山人的祖父朱多征即善詩歌兼精繪畫，山水的二米家法，寫生更妙。朱多征第六子鹿洞是當地頗有聲望的畫家，善畫山水花鳥，兼文、沈、周、陸之長。朱耷是朱多征之孫，明亡后，朱耷于順治五年出家為僧。“因有故家子，示以趙子昂所書《八大人覺經》山人喜而跋之，因此自號也，乃謂八大，隱哭笑二字非也。”
明亡時，朱耷已是二十多歲的青年，較之年幼的石濤，在亡國之痛的感觸上自然不同。精神失常，時有癲狂之態，破袍敞履往來于南昌市，或哭，或笑，或狂叫大呼。正是“傷世變國亡，拖跡佛子，放浪于形骸之外，伴狂于筆墨之間。”順治十年又棄佛歸道，成了黃冠道士，自號朗道人，又號破云樵者。此后他在南昌結交了一些清朝封疆大吏與文人學士，畫家中石濤、羅牧都與他關系至深。
朱耷在繪畫藝術上，山水學黃公望，在構圖上頗受董其昌的影響。用筆干枯，呈現出一片荒涼之象?；B在沈周、陳淳、徐謂水墨花鳥基礎上樹立了獨特的風格，簡單奇異，不落恒蹊。用筆用墨，于豪放中有溫雅，于單純中有含蓄，正體現了禪學中靜坐的靜與動的要點。豪放與溫雅，單純與含蓄，是兩個對立的詞語。靜與動，這兩個對立名詞的觀念，大而言之，是表示自然界物理現象中兩種對立的狀態。小而言之，它是指人生的活動與靜止，行動與休息的兩種狀態。道非動靜，動與靜都是道的功用。
朱耷在繪畫中全面再現了禪學中靜坐默念的動靜對立統一的要點。作品中虛與實的鮮明對照，最終達成整幅作品視覺空間感的和諧統一?；B畫用筆簡潔，寥寥幾筆便勾勒出《荷鴨圖》，荷莖線條的彎曲，給人以流動感，這種動感與岸邊石頭的靜，以及鴨在水中“略有所思”的靜與水面泛起的微微波動在空間上十分協調。這種暗合中的統一，正與禪學中求“靜”的要點相一致。萬事萬物，皆在一靜中，靜中有動，動中有靜。一切生命功能的泉源，都從“靜”中生長，那是自然的功用。在自然界中，任何動物、植物、礦物的成長，都從“靜”態中充沛它生命的功能。尤其是植物——一朵花、一粒谷子、麥子等等的種子，都在靜態中成長，在動態中凋謝。
欣賞八大山人的書法作品，總是給人一種純樸圓潤的美感。不羈不厲，用筆圓潤含蓄，結體不經意的夸張變形，都達到了實與虛、靜與動的統一。看朱耷的書畫藝術作品，我們必須以凝神靜氣，淡泊虛和的心態認真領悟、揣摩其中的真諦。老子說：“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以及后來所出的道家《清靜經》等道理，乃至曾子著的《大學》中“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等等觀念，都是觀察自然的結果。道法自然，法源自然。諸多藝術家都是從自然中汲取足夠的營養，來豐富自己筆下的格調、韻致。朱耷自然也不例外，他從自然中所觀察到的形象加以藝術的加工，從而重造了自然美與藝術的高度結合，最終形成了新穎脫俗的藝術作品。
朱耷善于運用極少的筆墨來表現極復雜的事物，與石濤的畫風異曲同工，影響于花鳥畫極大。在他的繪畫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畫鳥只畫一足，畫眼則眼珠向上，正所謂白眼看青天，以寓其不平之氣。他的花鳥畫純用減筆，以少寓多。鄭板橋認為石濤、石溪、八大山人三位高僧是“國破家亡鬢總皤，一囊書畫作頭蛇。橫涂豎抹千千幅，墨點無多淚點多。”全面概括了因國破家亡而成為僧人的朱耷以畫寓情，這種情是一種悲劇情與堅韌不拔之情。
古人進行書法創作是處于“隨意”的一種狀態。先人書寫一張便條，與友人一封尺牘，甚或即興書寫的一段話，都被我們這些后人奉為研習書道的楷模，奉為書藝登堂入室的經典法帖。殊不知古人這種“無意”的書寫狀態，恰恰反映了他們所總結的“書無意于佳乃佳”的一種創作狀態。這種無意并非我們認識中的“隨意”，它是累積在作者素日諸多有意之上的。我們固然不能看到古人進行書法創作的狀態了，研習他們的創作成果，唯有他們不經意留下的手跡了。當今 書法創作，有不少人只看到了先人留下的作品，沒有看到這些作品的成因。如今社會的多元，生活的節奏頻繁化，時間與速度至上。從事書法“創作”的人們（其他行業亦如此），沒有與古人“對話”今天，便在創作潮流中“走馬上任”了。
書法創作是一種復雜的創造性的精神勞動。既然是創造，它就必須具有從無到有，唯一而無其他的基本品格。對于書法家的創作來說，作品切忌出現許多與另一作品“相似”“相同”的地方。嚴格來說，從氣韻格調到筆墨表現一點兒都不能雷同。齊白石曾說“似我者死”，一旦去“克隆”書法作品，創作的生命力就完全喪失了。
現在每年的書法展覽很多，且不說地方單位主辦的展覽有多少，單中國書協如此權威單位主辦的展覽一年就有好幾個。如今從事書法專業的人們，看到了這些國家級的展覽，便耐不住性子了。權威的展覽可以讓這些書法一族“一夜”成名，他們以入選此展為驕傲。如今沒有幾人甘于孤獨與寂寞地進行書法研習了，出于不同的目的，如今的書法創作不少是為創作而創作，為參展，為拿個獎項進行創作。目的不純了，由衷已經不是表里如一了。真正把書法藝術作為修身養性的，少的可憐。對于書法的創作，現在真正意義上的創作不多。創作最必須講究的是“創造”，對于我們來說，只有別出心裁，獨具匠心，別開生面，方能顯得彌足珍貴。如果能讓創作作品達到“獨特”的地步，獨辟蹊徑，獨樹一幟，這便可以稱作出類拔萃了。
國家級的展覽，筆者也有幸看了幾次。象這樣的展覽，可以說云集了當今書法創作精英們的作品?？戳酥?，總有這種感覺，讓人駐足良久，品味再三的作品著實不多。且不說入展的作品如何，單看拿了獎的諸位同仁的作品，整體的風格相差無幾，耐看的東西不多，難道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書法風格。
在我國畫壇，17世紀末期出現了一位繪畫巨子石濤，他的畫筆意縱恣，跌宕起伏，百姿千態。那獨樹一幟的繪畫作品，來源于他主張“師古化之，借古開今”的指導思想。這句話用在各行各業都較為恰當，單就書法來看，現在有不少人“師古”是“師古”了，但沒有等著化了，便急著進行“借古開今”了。對于一幅作品，我們可以進行不同的取法，從中找到自己的著重點，立足處。法國雕塑家羅丹曾說過：“所謂大師，就是這樣的人：他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別人見過的東西，在別人司空見慣的東西上能夠發現出美來，拙劣的藝術家永遠戴著別人的眼鏡”，現在的書法創作缺少的就是這種發現的較量。
繼承方有發展，不是說有了繼承，發展自個兒來了，這里是說的是一個順序的問題。沒有優秀的繼承，永遠沒有發展，沒有創新。必須以良好的繼承來做根基，再思考去發展去創新。創新不是憑空來的，是需要一個人學識以及修養的不斷積累。當今書壇，需要的就是好好繼承，在繼承古人優秀之處的同時，多增強自己的文化底蘊，以此來豐富筆下的格調。書法是性情藝術，最高境界不是我們的字中有多少古人，而是有多少自我。一種“隨心所欲”的境界，“隨心所欲”不是信手涂鴉，這是一種自我約束到某種程度的自我釋放的結果。
書法藝術發展的前景還是比較值得樂觀的，這其中有它發展的條件。80年代，全國只有幾所招收書法專業的院校，如今已經過去20多年了，再看看當今招收書法專業的院校，已經大大超過20余所了。書法專業先后有了本科、研究生、博士等高學歷，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二十多年來，書法藝術是朝著良好的方向發展的?，F在已經獲得一定成績的青年書法家，有相當一部分是科班出身。由上而下的重視，給書法藝術的發展經營起了一個良好的發展氛圍。如今在校的這些大都出生在80年代的青年書法專業學習，他們的思維更為敏銳，敢于探索，敢于不斷嘗試。書法藝術的發展，就是需要有膽識，有氣魄，敢于探索，敢于嘗試并且不斷發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