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談這么一個問題,在現代多元藝術景觀里面,我希望,我也渴望有一種對抗城市的藝術,但那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懷鄉的藝術。我們當然可以有城市化的藝術,但是我覺得在我們這個時代,如果一種藝術要具有偉大性的話,它可能要與城市對抗。為什么這么說呢?在我看來,當代城市是一個象征,它隱喻的是現代人特有的一種存在姿態,這就是人的意志的無限度的擴張。所謂“城市化”不過是人的意志無限擴張的建筑樣式,它在中國式的城市化過程中有最觸目的形式。在我們的城市規劃者心目當中,在原則上,在他們的意念當中,城市已經蓋滿了全球,如果說外星球也可以修房子的話,城市還可以蓋滿外星球。但是,在前現代,我們知道人的行為是不能無限度地擴張的,有些地方你是不能去的,有些地方你是不能建的,在今天,除了利益上的考慮,原則上任何地方都可以建筑房屋。
我們都知道巴別塔的神話,《圣經·舊約》說人類的祖先最初在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發現了—塊異常肥沃的土地,于是,就在那里定居下來,修起了巴比倫城。在那里,人們的日子越過越好,也越來越驕傲,便決定在巴比倫修一座通天的高塔,來顯示人類無所不能的意志。然而,人類的驕傲被上帝制止了,上帝變亂了人類的語言,使他們相互爭吵,巴別塔的修建也就停了下來。

上帝禁止人修巴別塔,在我看來是一個重要的隱喻,即上帝不允許人類無限度地筑城,不允許修筑一座通達天上的地上之城。而從另一方面看,這也說明人類希望把自己的意志擴張到每一空間的沖動是多么地根深蒂固。值得注意的是,人類的這種沖動在前現代是受到各種限制的,那種限制既來源于宗教,也來源于人對超人力量的天然敬畏,而在現代性條件中,隨著宗教的式微和技術的飛速發展,人成了重新創世的上帝。

在這種處境中,城市化和藝術之間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這個問題很大,也很復雜,今天,我只想討論一個與此相關的小問題:即現代城市化造就了一種什么樣的藝術感覺和藝術行為?

在我看來,現代城市化造就了一種特殊的感覺,這種感覺深深地影響到我們今天的藝術行動。前不久我在一篇文章中談到尚楊最近的一幅油畫。這幅作品重疊了兩個圖示,一個是典型的中國古代山水畫的圖式,在這個圖式中,山水很大,人很小,人在山腳,弓著背,曲卷著腰,這是典型的中國古代山水畫里面那種卑微而渺小的古人,他棲息在巨大的山水之間;另一個圖式疊加在這個圖式之上,還是同一片山水,但山頂上卻走著一群打著旗子,游山玩水的人,這些人不僅趾高氣揚,而且還出奇地大,大到大大超出了正常的人與山水的比例,這些人就是我們現代人。

尚楊這幅作品展示的就是現代人的一種感覺,一種對人和自然關系的感覺。這種感覺的形成與城市化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只是我們意識不到而已。尚楊對我談到這樣一種經驗。1957年以前,他在武漢每次到長江邊都感到自己很渺小,那時沒有長江大橋,江邊的建筑很矮,因此長江的江面顯得特別寬,龜山和蛇山也顯得特別巍峨,但是1957年一橋飛架南北,人站在橋上便一覽大江小了。這還不算,20世紀80年代中期,當長江大橋北岸的龜山上修起了一個很高的電視塔,長江和龜山變得更小了,緊接著大橋南邊的蛇山上又修起了黃鶴樓(注意古人把黃鶴樓修在山腳下,現代人把黃鶴樓修到了山頂上),蛇山又變小了。長江大橋、黃鶴樓、電視塔的修建是武漢城市化的一個縮影,隨著城市無限度的擴張,人越來越大,自然也就越來越小了。

尚楊的作品和他談到的經驗觸及到我要談的問題,即現代人正在以一種無所顧忌的筑城方式來貫徹自己重新創世的意志,這種方式不僅改變了人和自然的比例關系,也改變了人在自然面前的感覺。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感覺呢?一種自大妄為而沒有限制的感覺,說到底是一種類似于上帝的感覺。這種感覺正在支配我們的藝術。

想想我們今天的藝術活動,還有什么不敢的?還有什么來自心內外的限制?在今天的大多數藝術家那里,只有想不到的,沒有不敢干的。但我們想想最早的原始藝術,當西班牙人在巖洞里畫牛的時候,他敢不敢隨便畫,他能不能隨心所欲,顯然是不行的,有一種敬畏籠罩著他,而今天的藝術家還有什么敬畏?

藝術家感到自己是上帝,他覺得自己可以為所欲為地創造他的藝術世界,這只是城市化所帶來的藝術感覺的一個方面,城市化還造就了人的另一種感覺,那就是極度的渺小感和虛無感。一方面,城市越來越大,自然越來越小,以城市建設者自居的人不免也自大起來;而另一方面,城市越來越大,個人也越來越小,被城市擠壓和逼迫的個人不免也卑微虛無起來。你在郊外望城市,你會為人類的壯舉而自豪,你在市中心望高樓,你會為自己的渺小而自卑。城市化所造就的雙重感覺早已滲透在我們的藝術圖式之中。在那里我們會看到最放肆的為所欲為,也會看到最絕望的虛無,會看到最抽象的宏偉,也可以覺察出最具體的委瑣。人在城市,既大又小,這大小之間的世界制約著大多數藝術家的行動。

下面我談談與此有關的現代城市化運動如何規劃著藝術家的行為。前面我說現代城市意味著人的一種特殊的“生存姿態”,現在我要說,城市也意味著現代人生活的“世界”。

海德格爾有一篇文章叫《筑居思》。在這篇文章中,海德格爾說人與動物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人要通過修建房屋來生存,不過,這個房屋不是什么高樓大廈,而是“世界”,人是世界中的存在,他住在他自己修筑的“世界”中。古往今來,人類修筑過形形色色的“世界”,現代人修筑了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呢?城市!

在我們的歷史知識中,人類筑城的歷史已經很長了。但真正意義的現代大城市卻只有100多年的歷史。在西方古代和中世紀,城市的規模都稱不上“大”,只有自然才“大”,故有“大自然”一說,此外,那時候的城市中心是神廟和教堂,神在城市的中心。現代城市化運動有兩大動向,其一是無限度地擴大城市擠走自然,其二是無條件地淹沒神殿趕走神靈,如果自然和神靈要留在城市,它必須被“人化”。因此,我們說現代城市是一個“人的世界”或“人化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人是絕對的君王,他統治自然與神靈,也統治人本身,因此他既是主人又是奴隸(上述雙重感覺與此一致)。

現代藝術家被拋入了這樣一個城市,這樣一個世界,他會如何行動呢?如果他沒有能力超越這個世界或跳出這個世界,他就只有一種行為邏輯,那就是時而作為主人為所欲為,時而作為仆人造反叛亂,無論作為主人還是仆人他都會覺得自己是大寫的“人”,是這個世界的意志,因此,無論主人的為所欲為還是仆人的造反叛亂在本質上都沒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人的行為的“無度”。

在一個“人的世界”里,限制人的“度”在那里呢?它能從人自身而來嗎?不能。但人是不是生來就如此無度呢?不是。

剛才,我提到西班牙人的原始洞穴壁畫,我提到壁畫者行為中的敬畏,那敬畏就是一種“度”,顯然,這“度”并不來于人自己,而是來自于人對他之外的超人力量的體認。換句話說,原始壁畫家的行動是在一個迥然不同于現代藝術家的“世界”里進行的,那個世界中有超人的力量。我們再想想希臘藝術家從事藝術活動的“世界”,這個世界被海德格爾稱為“天地人神”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從事藝術活動就絕不是單一的人的行為。我想一個希臘雕塑家為某個神廟做女神像,他一定要考慮這個神像擺放的位置,它如何與天地呼應,如何體現神的存在,又如何與人相關。他的行為絕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創造”,而是“參與”,即參與“天地人神”的世界性游戲。其實,中世紀的教堂藝術也如此,只不過,藝術家在教堂穹頂作畫的時候更多的是參與上帝所創造的世界游戲罷了,或者說,他是在地上之城和天上之城的“之間”從事藝術活動的。簡單地說,前現代的藝術家都是在一個有限度的世界中,帶著一種敬畏的態度左顧右盼地從事藝術活動的,他不能為所欲為。

今天的藝術家在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從事藝術活動,這個世界不再有“天地神”,不再有“上帝”,只有“人”和他的“城市”以及“城市化”了的天地神與上帝。今天的城市,在西方來說,就是上帝之城徹底坍塌之后的一個城市,只是一個地上之城。現代性說穿了就是一個天地神消失的過程,就是上帝之城消失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地上之城成了惟一之城。這就是現代藝術家工作的基本處境。

最后,我想簡單地談談面對現代性處境的兩種藝術態度。其一是以藝術化的方式參與當代城市化的巨大工程,大多數藝術家正在有意無意地這樣做;其二是跳出城市化那看似合法的強大邏輯,對抗城市化,比如尚楊、丁方等少數藝術家的工作。在我看來,對抗城市化就是要重新尋找限制人類意志無限擴張的力量,如果找不到這種力量人類將非常悲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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