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美育對于包括人的個性情感在內的人文情懷的作用和意義，本來早已是為人們所一再論及并確認的命題了。本文再次特別提出這個話題，主要是在于強調其當代的現實針對性。同時對于當下出現的“無情”的形式化的“美育”現象提出反撥。
　　　　一
　　對于當代人的生存狀態，若站在不同角度，作不同層面的描狀，自然可以構成種種不同的圖景，并作出不盡相同的判斷。但透過種種外在的表面現象則又不難見出其明顯的相同之處，其中，浮躁與平面化即為突出之點。紅塵滾滾，人事勞勞，更多的人在更多的時候都在匆匆忙忙地追尋著什么，把捉著什么，甚或企圖得到些什么。在此如同趕集一樣匆忙的行動過程中，幾乎很少來得及駐足體味、思索與辨析。我們每個人都不同程度地有此經歷，或者正經歷著。當代人在此普遍帶有擴張性的行為中確實得到了許多，但是對于人自身的內在調節與涵養方面，則往往出現疏忽或缺失，即關于人自身的建樹卻被遮蔽掉了。人們在擴張性的行為中卻丟失了自己有情趣的空間。其中，突出地表現為人們虛靈的心理空間在縮小，那種富有詩意的生存狀態缺失，對于包括自然在內的整個生存世界的有情有趣的關愛在普遍弱化，而講求實用、功利則成為更多人不加思索、毫不猶疑的行為指向。
　　我們知道，人類的情感從遠古動物祖先也具備的情緒進化發展而來。但情感則是在情緒的基礎之上，與人類的理性相互作用并在社會多種關系的形成過程中得到發展，以至使情感世界成為人類所獨有的精神空間與資本。早在人類的“童年時期”，人們便開始在自覺與不自覺中有了對其自身這種優勢和本質力量的認識和占有。席勒曾經指出：“希臘人的本性把藝術的一切魅力和智慧的全部尊嚴結合在一起。”“他們既有豐滿的形式，又有豐富的內容；既能從事哲學思考，又能創作藝術；既溫柔又充滿力量。在他們身上看到了想象的青年性和理性的成年性結合成的一種完美的人性。”[1](P49)這種在人類的“童年時期”所體現出的“完美的人性”，顯然正是理性精神與情感智慧共同張揚的結果。
　　而且，人類不斷演進與發展的歷史也從多方面一再證明，無論是實現人類的本體價值，還是推進人類社會的良性建構與健康發展，或者是引發人類個性的優美化、創新風格的多樣化，以至提高人類自身進化的幾率，完善社會生活的有序化，等等，都需要營造良好的“有情”氛圍，即還原與發揚怡然純真的情感基質，建造完整的情感系統。在歷時態的社會的、文化的考察中不難發現，一個時代、一個民族、一個地域，其在特定時期所體現出的全面狀況，便與其時其地人們的情感世界的營造、情感智慧的發揮情況，有著內在的影響和深切的關系。因為人與人之間的協調，人與自然間的協調，人與社會政治、經濟、科學，以及文明進化趨勢的協調，都既離不開理性精神的作用，同時也必然要有情感因素的合作與滲透。正因如此，我們又不難發現，凡是不容精神衰落，追求良性社會發展生態的時代與民族，都往往做到，不但不傷害或侵凌社會大眾的情感世界，而且有條件使其在與理性精神的互激互揚中優化情感品質。
　　對于每個作為構成社會存在的重要因素的個體的人而言，良好情感世界的營造，更是其全面而健康發展的重要方面。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明確指出了人的三種自我確證方式，即實踐的方式、思維的方式、感覺的方式。他說：“人不僅在思維中，而且以全部感覺，在對象世界中肯定自己。”[2](P79)馬克思將這三種自我確證方式視為人實現其類本質的三個層面。在馬克思看來，對于人的本質的全面占有，并非僅只實現于人的某一種生存活動之中，而是在多種對象性活動中自我實現的總和。其中情感世界往往會直接關系到人的生存感受。如，一個人的愉快、崇敬、平和或痛苦、悲哀、焦慮等不同的內心體驗，個體情感的敏銳或麻木、滿足或壓抑、豐富或單調等等，都對于其生存質量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個體生存的完滿不僅在于有健康的體魄與認知理性、道德理性，也不僅在于財富、權力、名譽等方面的擁有，而且還在于有豐富的情感需要和積極的情感提升，有敏銳而豐富的生存感受。我們經常可以發現，豐富而有張力的情感世界，能夠有效地滋養、調節、激活人的生存狀態，而一個情感麻木萎頓或壓抑的人，即使在其它方面很滿足，然而他的生存也不會是完滿幸福的，其個體人格也不會有全面的發展。
　　　　二
　　情感世界是人類所獨領的精神舞臺，是關乎人的生存狀態與生存品位的重要方面。但同時我們也發現，它是人類精神范疇中最為神奇多變的因素之一。蘇珊·朗格曾對此作過這樣的描述：人類情感是“這樣一些東西，在我們的感受中就像森林中的燈火那樣地變化不定，互相交叉和重疊。當它們沒有互相抵消和掩蓋時，便又凝聚成一定形狀，但這種形狀又在時時地分解著，或是在激烈的沖突中爆發為激情，或是在這種沖突中變得面目全非。所有這些交融為一體不可分割的主觀現實就組成了我們稱之為‘內在生命’的東西。”[3](P69)這形象的描述揭示出了人類情感的生動性與多變性，指出其所具有的既是體驗又是反映，既是沖動又是行為的“內在生命”的無可限量的極大潛能。當然，這也同時表明，對于情感世界的積極調適與營造，在任何時候都是十分必要的。
　　對于人的情感世界的調適與營造，必然要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也可以有多種多樣的方式與途徑，而美育則是其中最可以有所作為的。美育的本質特性就是情感教育，并進而潛移默化地影響到人的生存趣味與人格品位。美育對于人的情感培育與影響，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即情感的激活、解放與情感的凈化、升華。所謂情感的激活與解放，是指通過美育引導或激活主體能夠自由地表現自己的情感，抑或與對象進行自由而和諧的感應交流，從而達到精神世界的豐富與滿足；所謂情感的凈化與升華，則是指通過美育使主體的情感具有美好的人性的內容，擺脫動物情緒的低層次的本能性，以及片面性、貧乏性、膚淺性，而獲得人的情感的全面性、敏感性、純潔性與深刻性，并有益于完整人格的建樹。
　　關于美育調適人的情感世界的特性與功能，是在人類的發展進程中不斷得到證實的。譬如，在人類擺脫自然狀態而成為社會的、文化的人的階段，美育對于人的情感解放與情感升華主要指向是感性文化的提升，即，由純粹的生理本能發展、升華為具有理性因素和精神特征的人的情感；而在人類文明發展到工業化、科技化時代，由于機械對人的生存的強制性影響，理性對于感性的壓制或遮蔽，特別是隨之而來的實用功利的突現與物欲的膨脹，以及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沖突、疏遠或冷漠，甚至出現人自身靈肉間的沖突與分裂，美育對于人的情感解放與情感升華的主要指向，則又側重于情感的自然回歸，特別是要沖破種種理性范式的過分束縛與壓抑，恢復情感的自發性、純真性、敏捷性與豐富性，以實現在現實生活與生存之中多一些情與趣的滋潤。這既體現出在歷史發展進程中所存在著的人類的不同歷史要求，同時也說明美育在不同歷史階段有其特殊的現實意義與實踐使命。
　　當代美育主要面對的則自然是當代人的情感世界及其生存狀態。我們知道，隨著現代工業文明社會的到來，特別是現代科學技術不斷取得突破性的進展，人類的情感世界便于有意或無意中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擠壓或遮蔽。這種科學理性、工業文明，以及與之相適而生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盡管對于人類的生存與發展說來是必要的，抑或是必然的，但同時也帶來了消極的一面。就人的自身建樹與發展而言，它往往致使人們失卻許多激發情感和表現情感的機緣與空間，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了人的全面發展。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情形在當代人的生存狀態中十分突出，而且由于更多功利因素的注入，使得人們生存中的精神空間明顯萎縮。其中較為突出的體現有：當代人多數以“天之驕子”的自信和手中所掌握的現代科學技術的神通，去雄視大自然，征服大自然，而不再有那種“一片自然風景是一個心靈世界”（瑞士思想家阿米爾語）的感應與關切，人與自然界之間在很大程度上割舍掉了情感上的聯系，此可為其一；其二，普遍性的消費過熱和金錢理性，使當代人的物欲過分膨脹，占據了更多的心理空間，因而則自然缺少了精神世界中有情有趣的虛靈與彈性；其三，當代人在現實生存中熱衷于急功近利的追逐，使得心態浮躁，于自覺不自覺中丟棄了原本倍值珍重的對人對事誠摯以待的純情，反而容易導出形形色色的心態的物化或物化的心態，使得原屬本真而自然的情感世界染上種種勢利交易的雜色；其四，以利益得失為紐結的人情關系網千絲萬縷，而所網羅得的“多情”蔓延，則缺乏社會責任感，成為以滿足一己本能之需、姿意宣泄的情感鋪張，使得情感表達變為熱情媚眼中低層次的庸俗化釋放。凡此種種，都必然影響到人的健康而全面的生存與發展。同時，當代人為此而付出的代價也一再提醒我們：對于人，情感世界是絕對不容忽視的重要方面。
　　對于當代中國而言，深刻的社會經濟轉型，以及改革開放，面對經濟文化全球化的挑戰，必然帶來的對于民族文化心理方面的影響，并由此導致社會倫理準則、道德規范，以及價值觀念的極大變化，都使人們的情感素質面臨嚴峻考驗。不同的社會利益群體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判斷。人們的情感抒發和交流方式也有或隱或顯的變化。當然，其中也有情感的失落或扭曲。就上述幾種情況，在當代中國人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著。特別是在利益追逐中的心態浮躁，物欲膨脹中的情感變質，“關系網”中的心理偏狹陰暗，不守規則的暴發或得意后的“情感”揮霍，以迎合而滿足一己私欲的情感作偽，重視眼前利益而對作為人類生存家園的大自然的無情掠奪，等等，分別在一定范圍之內和一定社會群體之中是比較突出的，并已經影響到了社會和諧而文明的演進。從人類全面發展的角度看來，此可謂一個當代不可小視的社會問題。
　　以情感教育為己任、甚至為核心的美育，當此時則更顯得任務艱巨，格外重要。在壓抑情感表現，或者是排斥情感價值的地方、時代，美育可以為獨立的個性情感營造和提供可資自由生棲的綠洲。人類要實現自我完善，獲得全面發展，則需要不斷地既從現實中汲取力量和營養，又需要不斷地超越現實狀態。人類與現實環境是息息相通的，又是永遠處于矛盾之中的。其中狹隘的物質利益對人的支配，是對象對于主體的支配，是無生命對象對于有生命主體的支配。主體的對象只能是主體的一種本質力量的確證。凡是對象支配主體者，都意味著主體力量的喪失。特別是對于狹隘的物質利益的依附，更標志著人的感覺的單調和片面。對于現實功利的過分沉迷，必然導致情感世界的障礙與局限。在這種情況下，美育是異常重要和必要的。當然，這里必須指出，所謂美育，既非指那種表面化的旨在滿足一時快感的情緒調節，也不是指接受幾門藝術類課程，或開展幾項相關性活動，而是強調主體能夠真正認識并掌握美化自身人格以至美化世界的規律，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塑造”。
　　人在不斷開拓新的審美境界的同時豐富情感世界與激活心靈自由，這既不是那種恣意放縱，也不是對其所處的社會關系和社會實踐的逃避或傲視，而恰恰體現為這種社會關系和社會實踐中的精神升華，是使人本身在現實社會中得到發展與價值提升的體現。正如馬克思在談到人的感覺的解放時所指出的那樣：“只有事物以合乎人的本性的方式跟人發生關系時，我們才能在實踐中以合乎人的本性的態度對待事物。”[4](P124)事實即如此，人是受到社會關系、社會實踐和客觀審美對象的制約和塑造的，沒有因社會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所決定的社會審美對象與和諧完善的群體關系，就無從談及個體的完美與美的創造。所以，美育對于人的情感世界的調適與提升，必須在這樣的現實狀態中力爭有所作為，那就是，首先在人與人之間廣泛地創設一種重情重義、和諧而愉悅的關系，以表現既有利于群體發展，而且又以高揚個體全面發展為目標的社會整體利益及自然整體利益的審美價值。總之，美育的價值即最集中地體現于其對人的情感世界的激活與調適，進而實現對人的創造力的培養和對人自身美好形象的塑造。
　　　　三
　　以上論及到了針對當代人生存狀態的種種情形，美育在調適與營造主體情感世界方面的特殊使命與積極意義。很顯然，這個命題實則是具有長期性的。那就是，在人類跨入21世紀后的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之內，仍要面對這一系列的問題。
　　從大的趨勢來看，人類總是積極向上的，所以必然對于未來的世界滿懷美好的憧憬，并會作出種種令人興奮的設想與描狀。如馬爾庫塞在其哲學名著《愛欲與文明》中，即對于未來文明的新特征作出了這樣意味深遠的推論：“在這種文明中，理性是感性的，感性是理性的。”他還引用了波特萊爾的詩句加以形象地說明之：“這里，一切都是秩序、美，／華貴、寧靜與感性。”這也就是說，作為一種人文景觀，達到理融情暢，使情感的理性覺醒與智慧的感性直覺一同蓬勃，是人們期盼中的理想狀態，也可以稱作是一種追求完美人性的取向。
　　對于我們剛剛跨入的21世紀，盡管在許多方面還只是在構想之中，但在有些方面則是可以作出一些大致的判斷的。中國作家陸文夫在2000年初所寫的一篇題為《瞻前顧后》的短文中指出：“21世紀的許多事情都難以預料，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物質生活將會有極大的豐富；有一點使人擔心，即精神生活將會陷入相對的貧困。”[5]筆者以為，作家所說的這一個“肯定”和一個“擔心”，都是有根據的。事實上，從現代工業文明到來之后，這種相對的一“富”一“貧”的情況便越來越體現得明顯，直到當下，這種現象的發展勢頭仍然是有增而無減。所以，另一位中國作家邵燕祥曾在世紀之交不無針對性地講過一段頗有意味的話：“‘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然而，切不要動不動就侈談改造世界，世界的發展和進步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是眾多社會力量合力的結果；從起碼做起，先做到不禍害這世界，或少禍害這世界，就很不錯了。這里指的不光是保護生態環境的問題。所有對未來沒有失去良好愿望的朋友，面對‘風景不殊’的21世紀，律己和識人，恐怕還得從起碼的不騙人、不害人做起，背離了這兩條，也就有違于中國的和各國普遍的道德，有違于做人的道德，就墮為人類的蠢蟲和蟊賊了。”[6]的確，在相當長的時期以來，人們總是懷著強烈的物質需求的沖動，并憑靠現代科學技術手段，向外伸張，急匆匆地改造這個，征服那個，卻很少沉靜下來觀照人自身全面發展的情況，包括絕少能夠顧及情感世界的營造、拓展或呵護。如此而所導致的人文生態方面的變異、缺失，以及相關的負面效應已顯而易見。因此說，這確實應成為新世紀全面建設與發展中的重要警示。
　　盡管對于新世紀的具體發展情形我們至今仍然難以準確料定，但有一點應該是明白的，那就是，其發展絕不應該是極化狀態的。即，不應該在某一方面得到極大的、甚至是極端性發展，而其它方面卻被漠視、遮蔽或拒斥。否則，這“發展”則是不健全的，甚至是畸形的。當代社會的發展現實已經啟示我們，物欲的列車是無法承載時代的精神和豐滿的魂魄的；瞬息萬變的世態，只依靠單純的理性和純科技的手段將是難以適應的；信息激增所濡染的人間風情畫，僅憑借光與色的分辨力將無從把握其全息的內涵，而其間情感的激活、配合以及滋潤，反而會顯得異常重要。有人曾作出過這樣美好的憧憬：21世紀將是信息科學與情感哲學一同重要，一起發展的時代。良好的發展態勢理應如此。社會的正向發展的標志不單在于物的增值，而主要在于人的發展，特別是在于包括情感因素在內的精神品質的提升。
　　當代人的生存背景中，許多方面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著變化。遙感技術、光纖通訊、衛星傳播、國際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設，使得當代人的生存中的科學技術成份激增，科學技術越來越成為生活中的重要依托。全球性的經濟、文化交流，已成不逆之勢，人們的生存方式發生了變化，變得到處是招標、聘任、競爭。隨之而來，舊時的那種世俗的情感依戀的“鄉土性”必然會遭到沖擊。在此互激式狀態之中，實現情感世界的拓展與良性調適，則已成為突出的新的課題。馬爾庫塞曾提出，人們應該引導靈魂走出單向追求高新技術，并以此換取高物質、高享受的環狀的封閉式跑道，而需要著力發展與高技術相適相諧的“高情感”，以求得物質進化與精神提升的平衡與協調。奈斯比特在其《大趨勢》一書中也指出：在高技術飛速發展的社會，“無論何處都需要有補償性的高情感，我們的社會里高技術越來越多，我們就希望高情感的環境”，“我們周圍的高技術越多，就越需要人的情感”。人類社會無論走到哪一步，都不可忽視人的情感世界，否則，任何追求與努力都最終只能是舍本逐末。只有有情的世界，才是有靈性、有諧趣，有生機的，才有益于人的積極向善的本質特性的高揚，有益于人的全面發展。所以說，實現個體的與社會的情感全面發展，是新世紀和諧演進的重要保證。從這樣的意義上來看，美育作為一種情感教育，關系到人的生活情趣、生命情調，以及人格品位。情感教育在21世紀更具有特殊的使命與意義。還需特別指出，21世紀的美育的作為，遠不止局限于美學領域進行，而是既有美學的一面，更有超出學術領域而進入生活的必要性，即，需要滲透到生活的各個層面，包括人的精神格調的趣味化，物質生活的藝術化，生存狀態的詩意化，以導引當代人在新的生存背景下擴展心理空間，獲得更多精神的自由與愉悅。
　　[1]　席勒.美育書簡[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4.
　　[2]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　蘇珊·朗格.藝術問題[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　陸文夫.瞻前顧后[N].人民日報，2000-01-08(4).
　　[6]　邵燕祥.新年點滴[N].中國文化報，2000-01-06(4).
【作者簡介】宋生貴(1956-)，男，內蒙古和林人，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副院長，教授，著有《文藝活動審美研究論稿》等。內蒙古大學　藝術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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