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文學美學”是20世紀中國學者具有世界學術意義的創新之一。認識文藝美學的中國原創性，要從關于這門學科的學科定位入手。不理解文藝美學為何物，當然就不會認識文藝美學的中國原創意義。的確，關于“文藝美學”是否成立，作為一門美學學科是否合法存在的問題，從這一門學科剛剛形成開始，就有不少爭論。時至今日，還有一些學者認為文藝美學是一門“假學科”。2000年，教育部批準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為教育部國家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而在這個研究基地需要掛上由教育部頒發的機構銘牌時，卻發生了一個問題。在當前文化全球化的時代，作為中國的一個國家級研究基地，應當面向世界，其機構的銘牌上理所應當印制這個機構的中英文名稱。英文名稱的寫法，顯然應當使用國際流行的英文說法。然而目前在國際學術界沒有“文藝美學”的學科稱謂，在英文寫作里沒有“文藝美學”這個對應的詞或詞組，而文藝美學卻是在中國學術界流行了幾近20年的、令不少學人反復使用的學科名稱。我個人也十分關心“文藝美學”如何翻譯為英文的問題。因為翻譯不僅是詞語的語種變形，而且是對術語意義的闡釋，是公開向外界傳達交流的信息。在外國人并不知曉“文藝美學”、缺乏正常交流的語境里，如何把“文藝美學”譯為英文呢？最后的結果是把“文藝美學”翻譯為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literary theory在中文里現在普遍稱為“文藝學”，而aesthetics則通譯為“美學”。經過這樣的翻譯，無疑是告訴英語學術界，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出現并且持續流行的“文藝美學”，就是西方學術界的“文藝學和美學”。翻譯者顯然有對“文藝美學”的思考和詮釋，似乎還有在文藝美學的建設中，把文藝學和美學結合為一門交叉學科、綜合學科的理論預設。然而，這樣的翻譯仍然不能令人滿意。因為在西方學術界目前的觀念里，文藝學和美學雖然有密切聯系，但是依然是兩門獨立的學科，英語學人很容易認為中國的“文藝美學”等于既研究文藝學，又研究美學，即既是文藝學，又是美學。 顯然，在英語學術界沒有現成的對應詞語翻譯的情況下，這樣的翻譯誤讀是不得已之舉，我們目前并沒有資格去責怪翻譯者。它還說明，我們對文藝美學的學科性質還缺乏深入的理解和穩定的解說。這種情況在中國目前通行的學科中是罕見的，屬于另類。其實，另類的出現和存在往往是對常規、常態的偏離和突破。合理的另類就是創新。細想一下，中國現代包括人文社會科學在內的一切學術學科的設立和命名，即我們所認為的學科常規、常態，基本上都是對西方近代學術體系的引進。而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特定歲月，西方強勢文化改寫了中國的學術文化的歷史，中國在各種原因的推動下，系統地引進了西方學術文化的體系性結構。“美學”一語，就是王國維從亞洲最早引進西方文化的日本的相關“漢字”譯法直接搬過來的。在這一時期引進的還有哲學、倫理學、文學理論等等學科命名。至于文藝學則是20世紀50年代以后，按照蘇聯對文學理論的稱謂而流行的。由于哲學、倫理學、美學、文藝學等等是從國外學科名稱翻譯而來的，那么現在的中國人要把我們的哲學、倫理學、美學和文藝學的學科名目介紹給外國人，只要運用翻譯成中文所依據的外文詞語就行了。在文藝美學的名稱翻譯上遇到的難題，恰好說明文藝美學這一學科在中國現在的西方學術學科體系中，是一種不可融入近代西方學術文化體系的另類。 還可以進一步研究的是，在文藝美學的英文譯法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中，連接文藝學(literary theory)和美學(aesthetics)的是一個并列連接詞“與”、“和”(and)。這樣的翻譯方式似乎把文藝美學當作兩個學科的共同屬有領域，從學科分類邏輯順序來看，不大能夠講通。然而，如果從文藝美學既有文藝學的學科特性，又有美學的學科特性而言，這樣的翻譯方式又有一定的意義（注：本文認為把“文藝美學”翻譯為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的意義在于顯現出一種“間性”意識。我個人以為翻譯為Aesthetic of Literature and Art，也許更為妥當。）。 這使我想起了俄國理論家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和文本間性理論。其實，我們可以按照巴赫金的理論把文藝美學理解為文藝學與美學的對話性的理論構成，是一種涉足于文藝學和美學之間的間性理論。人們非常重視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和文本間性理論，但是主要從文本分析的角度予以重視。其實，巴赫金理論的新穎之處在于突破了西方長期以來的邏各斯中心主義的理性規范，提倡在邏各斯規范的分類體系中，尋找各個不同類屬的事物、話語、文本之間的對話聯系、間性聯系。他在對話理論和文本間性理論中，實際上也提出了對于在西方邏各斯中心主義引導下形成的近代學術學科分類框架進行解構和重組的設想。這方面的思想，還沒有受到重視和關注。 近代西方學術學科在分類上，采取的是本體論的劃分方式。一個獨立的學科有自身獨特的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的獨特性甚至惟一性，就是這門學科存在的基礎。這種順應近代工業化日趨細密的分工而形成的觀念，自然有其長處，但是它卻摒棄了與其他事物之間的天然聯系這個事物存在的根本基礎。萬事萬物之間存在著整體的關聯，但是人們在研究具體事物時又不太可能把此一事物與世間的每一個別事物之間的聯系一一考察，這正如我們在讀書時，不可能把有史以來的每一部書都讀完。這并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巴赫金充分考慮到學科設立的兩難境遇。他提出了一個深刻的思想，就是每一個學科都處在“邊界”上。他說：“某一文化領域（如認識、道德、倫理、藝術等領域）作為一個整體所構成的問題，可以理解為是這一領域的邊界問題。”“……只有在不同視角的邊緣上才產生對這一視角……的迫切需要，這一視角才能為自己找到可靠的根據和理由……”“然而，不應把文化領域看成是既有邊界又有內域疆土的某種空間整體。文化領域沒有內域的疆土，因為它整個兒都分布在邊界上，邊界縱橫交錯，遍于各處，穿過文化的每一要素。文化具有的系統的整體性，滲透到文化生活的每一原子之中，就像陽光反映在每一滴文化生活的水珠上一樣。每一起文化行為都是在邊界上顯示充實的生命，因為這才體現文化行為的嚴肅性和重要性，離開了邊界，它便喪失了生存的土壤，就要變得空洞傲慢，就要退化乃至死亡。”“在這一含義上我們方可說，每一文化現象，每一單獨的文化行為，都有著具體的聯系；可以說它連著整體卻是自立的，或者說它是自立的，卻是連著整體的。”[1](P323) 巴赫金在這里提出的思想是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孤立學科分類觀念的挑戰和顛覆。雖然“文本間性”（intertexttuality，或譯為“互文性”）這一說法由法國學者克里斯蒂娃正式提出，但是法國學術界一致認為克里斯蒂娃是借用了巴赫金的思想。托多洛夫說：“為了充分說明意思，我在這里更喜歡使用互文性這個詞，朱莉婭·克里斯蒂娃在介紹巴赫金的文章中使用了這個詞。”[2](P258)統觀巴赫金的著作，特別是從上述這一段話可以看出，巴赫金不只是認為文本之間存在著“間性”，而且一切事物、一切人、一切學科、一切文本都處于對話關系的“間性”之中。學科有自身的分工，但是每一學科所關注的研究對象并不是封閉的，這些研究對象所處的位置不是一個有疆界與其他學科判然有別的空間實體，恰恰相反，這些研究對象始終處在各門已經形成的學科的“邊界”之上。因為“認識行為所接觸的現實，是已經用前科學思維的概念加工過的現實”[3](P324)，一門學科的認識對象，實際上是各門學科都要觸及的現實，學科的劃分把整體的現實割裂為幾個部分。學科之間的距離和間隔，是單獨學科審視現實的盲點，其中的間隔就是學科“間性”存在的根據。學科“間性”的存在，必然會在學科的進一步發展中出現“間性”學科。如果說文藝復興以來西方學術學科的形成主要是受社會分工，特別是工業化以來日趨細密的社會分工的影響而形成分類形態的學科分化，那么隨著人們對分工的分割性認識的深化，往往在分工所形成的間隔、甚至在鴻溝上樹立起連接間隔、填平鴻溝的“間性”學科。 其實，美學在西方的出現正是一門“間性”學科的出現。雖然鮑姆加登早在1735年就使用了aesthetica這個詞命名于研究“感性認識的完善”的學科，但是正如英國學者鮑桑葵所說，康德的《判斷力批判》才使美學“把問題納入一個焦點”[4](P232)，使這門學科走向成熟。《判斷力批判》所奠定的美學這門學科的理論基礎，就在于美學是連接認識論和倫理學的橋梁，美是真與善的“間性”。康德指出在傳統哲學里，“按照哲學分別為理論的和實踐的，純粹哲學分別為自然的和道德的形而上學，它們將構成理論建設的全部工作。”“在理論的闡述里，對于判斷力是沒有留有特殊的部門的。”[3](P7)然而，判斷力卻是在認識中，“介于悟性與理性之間的中間體”，“在必要的場合能夠臨時靠攏兩方的任何一方”[3](P4)。從康德關于“美的分析”的理論來看，他對“純粹美”現象的“無功利”、“無利害”性質的分析，揭示了美學這一門獨立學科之所以要從哲學中分化出來的自身的疆域。沒有無功利的美感，便沒有審美的主客體關系，也就沒有美學研究的特定對象。 然而，審美的判斷力又同時與對真理探求的悟性和實踐的理性連接在一起，判斷力不可能脫離悟性和理發而單獨存在。這就是說，在單獨的認識論哲學，或者單獨的倫理學中研究真理和道德問題時，其研究對象本身就聯系著審美活動、審美現象，但是由于學科的規定性，學科特定任務的限制性，認識論哲學和倫理學不可能在那時候去討論美學問題。于是認識論哲學和倫理學在面對整體對象時就留下了一個間隔的空白。這一個領域就是康德認為的美學的研究領域。這顯然是此前認識論哲學和倫理學留下的一個“間性”空白。一個新的學科就在此處樹立起來了。可以說美學是認識論哲學和倫理學之間的“間性”學科。這種“間性”在康德美學中也有明確的揭示。他在“美的分析”里，把“無利害性”作為純粹美學的基本性質，但同時又指出在世間存在的具體審美現象往往是“依存美”，是同認識論所尋求的真理和倫理學討論的善的功利有一定聯系的。因此康德在西方美學史上第一次把崇高范疇作為美范疇的延伸，從而提出“美是道德的象征”的命題[3](P201)。當然，對于康德在“間性”中確立美學位置的認識，首先還是巴赫金。巴赫金在有關康德的講座中指出，“康德把空間視為事物而總處在空間表象的邊緣上；這一精彩的審美視角說明康德所指的始終是由不同部分組成的視野空間”，而不是幾何學空間，“所以‘美學’這一名稱意外地找到了根據。”[5](P530) 文化的空間不是幾何學的空間。在文化的空間中，一個學科無非是一個在整體文化語境中，對作為整體的世界對象的一個視點，一個認知和闡釋的立足點。因此現有的人文社會科學學科不可能把文化空間布滿，不可能覆蓋得嚴嚴實實，學科之間在空間位置上存在著許多間隔、空白。隨著人類認識的發展和需求的增長，一些新興學科必然會在“間性”中出現和成長。特別是全球文化空間不是一個平面，而是一個立體。它是不同時代文化、不同民族文化、不同生活樣式、文化形式的交織與交流、對話與對抗的網狀空間。在當前這個文化空間中的創新性發現，就是對于一個新的交流語境的發現，就是對于在已成格局中學科之間能夠重新進入的“間性”的發現。 我認為，中國的文藝美學的創新性就在于它從對西方美學和文藝學的引進中，在以中國原有的詩文評、畫論、樂論的藝術批評傳統的對話中，在中西兩種不同文化的交流、對話空間中，發現了一種“間性”，提出了一種中國學人進行美學研究的新思路、新規范、新視角。

在中國語文中第一個使用“文藝美學”一語的，是臺灣尉天＠①集結、編輯王夢鷗研究西方美學的論文集所定下的書名。《文藝美學》一書初版于1971年，由臺灣新風出版社出版，1976年改由臺灣遠行出版社出版。此書分為上下兩篇，上篇論述西方文學和文學批評，下篇談論西方自康德以來的美學。從下篇的文章來看，雖然對西方美學重于介紹，但是王夢鷗根據西方美學形成了自己的一種美學思想體系，并且著力于用這些美學思想來解決文藝和文學的最基本的問題。因為“文藝美學”一語是出版論文集時作為書名而存在的，因此書中的文章不可能來論述“文藝美學”的含義，但是據我的猜想，尉、王二位先生將此書書名確定為“文藝美學”，是表達這樣一種看法，文學“之所以成為藝術品之一，則因同是服務于審美目的。是故，以文學所具之藝術特質言，重要的即在這審美目的。反之，凡不具備這審美目的，或不合于審美目的，縱使有個文字系統或構成，終究不能算藝術的文學”[6](P131)。此書的合作者的目的是為了提倡用美學去研究文學藝術的“審美目的”，即藝術美，這個意圖是十分明了的。 從王夢鷗《文藝美學》一書可以看出，王氏已經在把美學與文藝學（文學研究）置于一個人文學科的平臺空間之上，尋找兩者的“間性”，即兩者對話、交融的學術空間。美學所研究的范圍，比文藝學更為廣泛。它不僅研究包括文學在內的藝術，而且還研究自然美、社會美等等，文藝學單在對文學的研究上就又研究文學的審美特性，還要研究文學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關系，要研究文學的生產機制等等。一相比較，便可看出，美學與文藝學可以共享的學術空間，就在于研究文學美（或可包含藝術美）。而王夢鷗的《文藝美學》本身就是一部以研究文學美為特色的著作。王夢鷗認為，文學脫離不了“文字、表現、美”這三大要素，而美的要素則統攝文字和表現[6](P29)。“所謂文學也者，不過是服務于特定審美目的下之文字系統或文字的構成物而已。”[6](P131) 王夢鷗《文藝美學》的間性特征還表現在他融匯了中西美學的傳統，在中西美學對話、交流的學術空間中，尋找新的學術生存空間。王夢鷗早年留學日本，翻譯了不少西方美學著作。而他在學術上的主要成就在《禮記》和《文心雕龍》的研究上。由于具有學貫中西的學術根柢，他在《文藝美學》中評介西方美學時往往將被評價者同中國傳統美學的代表人物和代表理論加以比較。他在論述柏拉圖的美學時，將其思想同司馬遷、周敦頤相比較，在論述賀拉西《詩藝》時，又將其與陸機《文賦》比較。這種比較研究貫串于《文藝美學》全書。在比較研究中，王夢鷗形成了融匯中西美學的研究文學美的理論觀點。他一方面吸收了西方美學關于美形成于“主觀合目的性”與“客觀合目的性”的結合上，認為“我們知道，文學美的存在，乃系于主客所構成的完全合目的性之關系上”。另一方面，他又認為，西方文藝學關于“文學是具象的描寫”、“情感形象化”之類的說法，并不足以概括文學美的特質，而必然改為中國傳統美學的“意境”來概括。“我們必須明白，改為意境之后，那形象已經不是本來的形象，換言之，意境也者，是由客觀依其自身法則，呈現為合目的性的結果，與主觀的目的性相配合而后形成的東西。”[6](P185)融匯西方美學，回歸中國美學傳統，就是建構新的文藝美學的“間性”學術空間。 10年以后，王夢鷗等提出的“文藝美學”在大陸又重新提出。大際的提出者是胡經之。關于胡經之對于建立文藝美學學科的學術貢獻，我已經寫過《理論創新潮流的先覺者》一文。這里主要想強調胡經之提出建立“文藝美學”的初衷是，把“系統研究藝術活動的審美本質和審美規律”作為這門學科的主要任務。而這一點，實際上是與王夢鷗《文藝美學》一書的主旨完全一致的。當然王夢鷗當年無意于建立一門獨立的學科，而且也沒有得到學術界的廣泛響應。在大陸的情況則不同，在1980年昆明中華美學學會年會上胡經之提出建立文藝美學學科之后，立即得到全國美學、文藝學研究者的廣泛認同和響應。20年來，由于中國大陸學者的努力，文藝美學作為一個既定學科的存在，已經成為了一個事實。 荷蘭學者杜埃·佛克馬認為，每一個新的時代都有產生新的美學、文藝學的形態的需要。但是一種新的理論形態的誕生和合法性存在，必須有一定的科學依據。他說：“似乎有三種主要的標準可以用來評價科學陳述。眾所周知的原則首先就是認為，一個命題如果符合它要描述的經驗事實就是正確、有效的。和事實相符的陳述變得合理。其次，一個命題可以根據它與那些被認為有充分根據的理論的一致性而被視為有效。在這種情況下，陳述的合理性基于它與當前時興的理論的相容性。最后，一個命題可以根據它在特定的一個研究小組內部得到接受而被視為有效。因而陳述的合理性建立在某種一致性的基礎上。”[7](P437-438)具有陳述合理性的新的理論，就具有合法性。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主任曾繁仁在討論文藝美學所面對的新的事實時指出：“從國際上看，美學與文藝學已經完成了由古典到現代的轉型。由古代的和諧美轉到現代形態的對精神生存狀態的改善的追尋。同時，也由對美的思辨的思考轉到對藝術作為精神家園作用的探索。而我國從新時期開始，美學與文藝學研究也逐步開始了由古典到現代的轉型，其重要標志就是由對美的抽象哲學思考轉到對文學藝術的更為實際的研究，然后再深入到理論的更深的層面，探討美與藝術所蘊涵的深厚人文精神。隨著我國美學由抽象思辨藝術研究，以及由哲學邏輯到人文精神的轉變，也帶來了對我國古代傳統的優秀美學與文藝遺產的顯著關注。因為，我國古代美學與文藝學遺產，極少抽象思辨的理論，更多的則是對具體文藝現象的體悟，而且極富人文精神。”[8](P71)以上概括準確地說明了中國文藝美學面對的新的研究事實和新的理論的相容性。文藝美學一經提出以后，研究者眾多，就不僅僅是“一個小組”而已，在國內已經形成一個較為龐大的研究隊伍，已經得到中國學術界的認同。 目前對于這門學科的內涵的認識逐漸明晰。不少學者都一直認同文藝美學作為學科的交叉性和邊緣性，這種交叉性和邊緣性就是巴赫金所說的“間性”。曾繁仁提出，文藝美學是美學、文藝學、藝術學3門學科的交叉和融合，而且具有新的視角、新的方法、新的資源、新的體系、新的精神的學術內涵。比如，他在論述“新的資源”時說：“我國當代的美學、文藝學與藝術學從研究資源上各有其特點。美學主要借助西方的理論資源與近百年我國的研究成果。文藝學除了借助西方理論資源，主要以文學作品為其研究對象。藝術學的理論資源來源于西方概念，同時兼及各個部門藝術。而文藝美學學科在資源的利用上應包容以上3個學科的所有范圍，因而更加寬泛。也就是說，文藝美學學科所使用的資源包括西方理論范疇、中國當代成果、中國古代美學與文藝學的優秀遺產，以及各類部門藝術的成果。特別是當前具有廣泛影響的電視文藝與網絡文藝。”[8](P72)從他提出的5個新的內涵來看，實際上也是采用了“間性”視角，去發掘美學、文藝學、藝術學三者交流、對話的“間性”空間，在文學文本與藝術文本、現代理論與傳統理論、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幾個層面的“間性”中進行新的學科建構。 我贊同金元浦關于注重研究學科“間性”的說法。他說：“對話交往理論作為一種過程體現著人類精神視野的不斷融合。從當代社會生活和文學實踐來看，這種對話交往包含主體間、學科間、文化間、民族間互相作用、互相否定、互相協調、互相交流的間性。這種間性是對話實踐所達到的主體之間、學科之間、文化之間、民族之間共同擁有的協同性、約定性、有效性和合理性。”[9](P7)對“間性”的認識和發現，是當代學術發展、創新的一個突破口。中國文藝美學的出現，就是“間性”發現的產物，進一步建設和發展文藝美學，也要從進一步發現“間性”著眼。從王夢鷗到胡經之，再到國內無數文藝美學的研究者，以及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他們的研究成果可以說都是對“間性”的重新發現和闡釋、陳述。新的時代是在“間性”中發現、創新的時代，文藝美學學科的出現給了我們以啟示，同時我們也看到了這門“間性”學科的未來。 【參考文獻】 [1]　錢中文主編.巴赫金全集：第一卷[M].白春仁等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　托多洛夫.巴赫金、對話理論及其他[M].蔣子華等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 [3]　康德.判斷力批判：上卷[M].宗白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 [4]　鮑桑葵.美學史[M].張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 [5]　錢中文主編.巴赫金全集：第四卷[M].白春仁等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6]　王夢鷗.文藝美學[M].臺北：新風出版社，1971. [7]　馬克·昂熱諾、杜埃·佛克馬等.問題與觀點——20世紀文學理論綜論[C].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 [8]　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編.文藝美學研究：第一輯[C].濟南：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2002. [9]　金元浦.“間性”的凸現[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2.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馬右加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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