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市美協的委托，理論委員會成立后一直想搞些活動，活躍學術，推動創作。在舉辦大型研討會前，先開個小型的會。開個什么會呢？不久前，我接到一個畢業生的電話，讓我講講網絡與美術的關系。這是個很有啟示的提問。人們常把新的世紀稱為網絡化的時代，其實，21世紀不僅有信息資訊的網絡化，還有科技創新的神奇化，以及全球經濟的一體化……這些新的變化，都前所未有地改變著人們的生活環境、生活方式與思維方式，包括藝術思維方式，對美術家而言，充滿了希望與機遇，也不是沒有困惑與挑戰。很多過去考慮過的問題，又重新提到日程上來。比如怎么看藝術與科技的關系、藝術與生活的關系，反映物質生活提升與體現人文關懷深入的關系，藝術創造與受眾參與的關系，藝術觀念與藝術形態的關系，美術的存在方式與其特有功能的關系，藝術個性、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關系等等，也包括了人們談得最多的全球與本土化的兩種文化潮流的關系。我們在籌備這個小會的過程中一致認為，不管有多少值得思索的新問題，在20世紀曾不斷出現的中國美術中的中與西的問題，仍將是一個重要問題。20世紀的歷史表明，人們所說的文化，有兩個層面，一是針對社會發展的文明程度而言，這是舉世環球有共同規律的。另一是因地域民族種種因素形成的不同文化特色，這是不必強求一律的。而且多元化單一更符合藝術文化的法則。我們怎樣在21世紀中處理好這兩個層面的關系，怎樣站在新時代的制高點上看傳統的現代化，看西方文化的中國詮釋。我個人仍覺得適于變古為今，化西為中。換言之，亦即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經驗仍將有指導意義，我也相信李可染先生所說的“東方既白”。但聽說也有不同的看法或細節上的其它見解。因此，我們商量先討論這個問題。問題雖大，但可結合具體實際討論。我們盡可能邀了各方面的同行，但是其中有的外出了，有的有要務，未能來。希望來的諸位踴躍發言。
傅家寶（北京市美協秘書長）：
市美協成立20多年來，相繼成立了油畫藝委會、中國畫藝委會，后來又成立了漫畫藝委會。多年來，我們一直想到理論問題，也一直想成立理論委員會，但一直沒有能夠實現。今年實現了愿望，成立了北京美協理論委員會，其目的一方面是把理論家集中起來，經常討論研究一些問題；另一方面是將理論家經常討論研究的一些問題發表出來，同時開闊畫家們的視野，在理論上給予他們指導，這對美術界的發展有推動作用。
李樹聲（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中西問題”貫穿了整個20世紀的百年，西方的藝術傳到東方來，影響了東方的美術，這是歷史的必然。問題是我們如何對待，我們生活在東方只談論東方的美術，這已經不可能，因為我們已經離開了那個歷史階段。
過去我們看“西”和“中”的關系都是“新”與“舊”的關系，凡是新的都是西方的藝術，所謂舊的都是中國傳統的美術，把自己當成落后的。在本世紀末我們看待“西”和“中”這個問題，多少帶有民族自卑感。現實中許多人將自己的藝術往西方靠，認為這是新的、現代的。這很危險。更危險的是，西方有些人企圖利用他們的價值觀，影響中國的藝術，達到全盤西化，達到統治世界的目的。我自己認為經過百年的實踐，我們不應該是盲目的崇拜西方。特別是文化藝術，如果你沒有自己民族的傳統，是不能在世界立足的。我們的理想是致力于重建東方美術的輝煌。
劉龍庭（中國美術出版總社編審）：
中國美術界應該有一個強有力的理論團體，來引導美術界的健康發展。現在的美術界，包括美術理論界，是一種渙散狀態。美術理論界包括期刊有重要學術價值的文章少了，含有導向作用的文章少了。不管文章長短，我認為應該有一些指導性的東西，當然不包括領導講話之類。美術界也可以說是“百花齊放，各行其是”。這種狀況主要是對理論界重視不夠造成的。美術界的繁榮應該是產生大師的時代。現在稱大師的人多了，這些大師都要加引號。社會有它的時代潮流，這個潮流來到之后，力量很大，有人將“八五思潮”叫“八五西潮”。不過現在沉靜許多，那種詐詐呼呼、招搖的人少了。美術理論界應該自己管好自己，要達成一個統一的共識，這種共識要起到導向作用。大家你說你的好，我說我的好，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是不行的。
中國近百年的美術是泊來的歷史，為什么西方的東西都是現代的？我們的東西都是傳統的？西方的東西都是好的？我們的東西都是不好的嗎？對于這些問題，美術理論界都沒有進行很好地思辯。
中西問題，過去還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現在“中學為體”已經很淡漠，這樣的狀態的確讓人悲嘆。
程大利（中國美術出版總社副董事長）：
中西方美術的問題是一個大問題。我認為首先是認識的問題。“中國一百年的美術是泊來的歷史”，我認為有道理。我們一百年的美術的歷史，是走向衰落的歷史。這是事實。因為這一百年，出現的大師少了。在這百年的歷史進程中，中國美術出現這樣的現象，我認為是樹與果的關系。西方在這百年中也在變化，西方有些有志之士也在哀嘆他們傳統的喪失，但是好像沒什么用。我們談到全球一體化，能不能拿到文化上來論？文化為什么要與西方溝通？為什么西方沒有談到與我們溝通？文化為什么非要走出國門？植根于五千年的歷史本來就是世界的一個存在，文化是多元形式。這是我的困惑。當下老百姓的審美傾向趨于后殖民主義心態。還有個問題我們對傳統的研究還不夠，停留在形而下的技法上，對傳統的精神和靈魂的研究還不夠。傳統的精神是什么，我認為我們對傳統的文化研究的層面是很低的。關于中國畫傳統筆墨的討論，在我看來沒有最根本的意義。怎么樣弘揚傳統的精神？怎么樣詮釋傳統的精神？現在西方人瞧不起我們是有道理的，一方面在繼承傳統上，比前人技術的確低下，另一方面追隨西方藝術，視人家而臨摹。近20年，我們對現代西方藝術的整個演繹，從積極方面來講，我們重新研究西方；從消極方面來講，這種表面的淺層次的研究對中國的藝術發展并沒有起到好的作用。傳統精神的缺失，藝術標準的缺失，藝術本體精神的缺失，以及輿論的誤導，是我們面臨的最大的問題。
顧森（中國藝術研究院比較藝術研究中心主任）：
歷史上真正對中國產生重大的影響的中西文化交流有二次。一次在漢代，此后魏晉南北朝的佛教文化，徹底打破了當時的文化結構；一次就是這近百年西方文化的涌入。這是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強行推行。這里我們不談政治，僅從文化的角度來分析，它也有合理的一面。同時也讓我們看出中國民族傳統文化在退移，你說中國民族傳統文化可以保留多少？恐怕很難說。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是近代中國畫產生不了大師，是整個國學產生不了大師。實際上，在不同文明的對話中，西方把中國文明看得很重，始終將中國文化作為東方文化的代表。是我們自己不重視自己。我覺得我們搞理論的應該在民族傳統上下功夫。另外，我們對古典文化的整理顯得很不夠。包括畫家，有很多人很少臨摹過古代畫家的畫，所以他們顯得離古代遠而離現代比較近。這些只不過是我提出來的現象，作為拋磚引玉。
單國強（北京市美術理論委員會副主任，故宮博物館宮廷部主任）：
中國和西方的學術研究都有西化的傾向，這對西方人無所謂，但中國人自己有西化的傾向，就值得研究。西方人現在是有意識地抵制中國文化，這是我們需要注意的事實，也是我自己的經驗體會。另外是研究方法的問題。中國學者的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值得注意，此外我們對西方的了解不夠。為什么中國和西方的融合沒有成功的典范，我認為與學者的研究方法以及認識論的科學性有關。中國和西方對中國畫的研究方法是不同的，同時我們還要承認我們在中國畫的研究方法上有不科學的地方。對西畫的研究也是這樣。中國和西方文化融合的問題，要相互學習了解，取長補短。在研究方法上，達到共識，這樣才會增加合作的可能。
劉驍純（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和西方文化沖突的問題，我覺得容易陷入西方中心主義或者東方民族主義，但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很多問題要深入研究，認真對待，不同領域要不同對待。籠統地說是一回事，具體地說又是一回事。20世紀東方傳統文化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是不斷變化的時期。在21世紀，我認為東方文化慢慢地會建立自己的新系統。總體上說，一方面我們要變古為今，另一方面我們要變洋為中。我認為變洋為中是個大問題。我們現在處于弱勢，在強勢文化面前，當然要學習，要放開眼界，大膽地吸納西方文化，逐漸融入它們。這是通過對話才能解決的問題，只有對話才會有危機感，才會有發奮，發奮之后才會融入，才會有自己的東西。我認為21世紀我們會建立自己的“話語”，當然這種“話語”不是中國威脅論，不是中國要稱王稱霸，而是中國要有自己的“話語”權力，也應當有自己的“話語”權力。
杭間（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理論系主任）：
我認為傳統與現代的問題很重要。我們考慮傳統與現代的問題，很多是技術方面的問題，而不是觀念方面的問題。中國學者包括我自己，從民族自尊心考慮，很難承認文化有優劣的可比性。民族自尊心是一回事，承認自己民族文化有優劣可比性是另一回事，這樣將有助于文化的發展。從明清近代史，尤其是“五四”運動前后對中國民族文化的研究及批判，能夠說明問題。“五四”運動前后對中國民族文化的研究及批判是客觀的。當時中國學者已經承認自己民族文化有優劣可比性。
傳統與現代的文化關系問題，離不開中西政治的關系。學術圈里經常討論的問題是近百年來，哪種力量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破壞最大？近百年來，中西的關系問題，已經談了很多年。如果離開社會政治文化，我們純粹從美術方面來談，可能每個人都會有道理。關于中西的關系問題，“五四”運動討論的范圍最廣，所以談到傳統與現代的問題，一定要聯系“五四”運動的自由民主科學的精神問題。這些問題始終沒有反省，沒有得到解決。“五四”精神被中斷，導致中西的關系問題處在一種不正常的關系。
文化之間是有差別的，不能因為它涉及到的是形而上，涉及到民族積淀的問題，我們就不能碰。文化不是抽象的，它是建立在一定物質基礎之上的。美術的問題也是如此。沒有經歷過的我不說，我認為像“八五思潮”中的藝術家的社會背景，他們的身份與最后選擇的藝術形式都有關系。所以我們談起文化，談起中西的關系問題，就不能關起門來談純粹的精神。
尹吉男（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副教授）：
現在的藝術家和學者們的學術規范和學術理論幾乎來自西方的模式，我們現在開會的方式也是西方式的，像這樣的開會方式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是少見的。中國和西方的學術傳統存在著不同，比如：關于中國徐旭生對遠古神話傳說的敘說，有的西方人是根本不承認。中國和西方的學理傳統之間存在矛盾。實際上，關于中國遠古神話傳說，在中國許多古籍文獻中都有記載。中國學術通過歷史熟悉了解的方法而得出結果。西方的學術傳統和它們的法律學術傳統是一致的。他們講究證據、推論、邏輯、事實。在美術評論方面也是這樣，傳統的畫論、詩論是通過熟悉了解而得出結果。現在我們的學術傳統的情況在改變，當代中國藝術評論也出現了西方學術傳統中的方法。在中國和西方碰撞的這20年當中，到底西方哪些東西是當代中國所需要學習的？到底西方哪些東西是對當代中國有影響？這是需要我們去研究的。我們曾經作過一個當代中國美術評論史這樣的研討課題。大家討論20年當中中國美術評論到底是怎么樣運作的？是通過陌生的方式運作的？還是通過熟悉的方式運作的？我們想作基本的定性。現在討論的有關吳冠中的話題，其實他是用西方的眼光，但是他的表述方式不是西方的，不是從西方法理關系論證出來的。他是以個人的熟悉關系這樣的方式表述。類似問題可以給我們以啟示。
李一（《美術觀察》）副主編）：
在當前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下，我們的美術評論是不是應該建立一個標準？另外，還想討論一下美術史學的問題。我較同意中國和西方碰撞的這20年當中中國美術評論基本來自西方的模式的說法。當代中國美術評論的原創性不是太大，建樹很少，無法與西方的美術評論和中國古代的美術評論相比。中國古代美術評論是經過長期的閱讀得出的結果。如果我們需要在21世紀建立一個新系統，我認為我們有許多方面需要從中國古代美術評論中借鑒。
趙力忠（中國畫研究院副編審）：
談到中西文化的沖突，我認為事實上文化是多方面的，在東和西之間，還有其它的文化，這種文化一般不被人重視。比如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也是一種文化。文化的沖突從大的方面到小的方面，無時不有，無處不在。首先要清楚精神文化的出發點，它的根在哪里？我認為精神文化的出發點在于人，以人為本。從古至今，東和西的文化都體現在這一方面。東和西的文化是殊途同歸，合而不同。原來我對文化消失、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的入侵等這樣的詞語感到擔心，現在卻不是。科學與文化之間是有差別的，科學的東西是可以被取代的。文化的東西更多是積累，它們有深厚的與淺薄的差別。深層的文化是通過不斷地積累，不斷地修正，不斷地豐富而形成和發展的。流行文化基本是單薄的，表層的，新鮮的，傳統文化基本是深厚，豐富的。文化沒有取代的關系。
梁江（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學博士）：
我們談起“中”和“西”的文化沖突時，有可能自己也是模棱兩可；我們談到“中”和“西”的文化交流，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給文化人自己留了點面子。事實上，我們很少有“中”和“西”的文化交流，這種交流本身就是強勢文化向弱勢文化的入侵。與我們從西方得到的東西相比，我們給予西方的可以說微不足道。談起“中”和“西”的文化沖突、融合、碰撞，這些都是我們自己說的。因此，我們要注意評價標準的問題。東方和西方在思維方法、文化理論結構之間有區別，我們中國文化的學理、學統、學術規范等與西方有區別。我們能不能將他們接軌？能不能將他們融合在一起？這樣的問題我覺得難度很大。我們怎樣將他們融合在一起？就像有的學者提出的那樣，我們現在中國畫怎么沒有標準。社會也沒有一個示范，一個規范，一切好像亂了套，價值觀念也變了，給我們留下的疑問就很多。我們文人的力量很小，改變不了這種社會風氣。具體來說在美術方面，在美術評論方面，我們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許多場合，也要說一些言不由衷的話。我們陷入了一個悖論，本來想建立一個學術規范或藝術規范，但自己的力量卻很小，所以我們在討論這個問題時作用不大。“中”和“西”的文化是一個大問題，我們一下很難說出結果。
陳履生（北京市美協理論委員會秘書長）：
最近我參加了北大建筑學研究中心的“北京鏈接：媒體與建筑”座談會，會上談了許多與當下相關的話題。從本世紀建筑的發展來看，50年代的十大建筑，實際上是西學本土化的實踐。隨著改革開放，大批的學建筑的學子回國，新的建筑也在不斷出現，這又給我們提供了許多值得思考的問題。特別是目前關于國家大劇院的爭論，實際上反映出我們如何對待西學的問題，反映出如何引進西學的問題。回過頭來看中國的美術，在近百年中西融合的實踐中，我們的這種融合是被動的。在這融合的過程中，一直有對抗。美術的中西問題，是20世紀的一個老話題，20世紀美術家中的許多人曾經費了畢生的精力來解決這一問題，不能說沒有成果，也不能說已經完全解決。進入新世紀以后，我們必然首先面對這個問題，必須要應對這個問題。中西融合是大問題，至于談到筆墨問題，談到國家大劇院問題，這些都是很微觀的，但是反映了中、西兩者之間的關系問題。進入新世紀，我們在談論文化的問題時還要考慮一下技術的因素，日新月異發展的高新技術，對21世紀中國美術將發生新的影響。圍繞網絡，圍繞信息產業，對我們傳統的宣紙、筆墨與技術相聯系的文化都是一種挑戰。所有這些我認為都是我們在討論中西融合時應該考慮的。
劉曦林（北京市美協理論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美術館研究部主任）：
我首先肯定中西是二大體系，不光是東方人有道，不光是西方人有器。既有東道東器，也有西道西器。在本世紀內，已經將器、道分屬于東方和西方，在東方和西方文化傳播交流的過程中，東方人選擇了東道西器的立場。我們今天客觀地看待東方和西方二大體系的話，不管西方人承不承認東方，承不承認東為西用，但中國還是有了洋為中用。進入新世紀，全球經濟一體化，文化多樣化，已經成為必然大趨勢。這里存在一個問題，全球經濟一體化與本土文化共存的問題，存在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強奸，存在殖民主義、后殖民主義的問題。像中國和其它東方的第三世界國家一樣，許多國家起來捍衛自己的民族文化。人們不得不承認東方文化，不得不承認第三世界的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促進作用，不得不承認他們在世界文化中存在的補充作用。西方人很難說他們放棄了西方中心主義，但他們也不得不承認東方文化存在的價值。在這樣的背景情況之下，我們要有一個民族自立的立場，我自己從狹窄的美術方面來講，也有自己的立場。要在傳統的基礎上創造，以創造為主導。什么樣的文化是現代的？它的標準是多樣的，但它的趨勢也是必然的。我認為文化傳播交流是一種選擇性的立場。世界文化的多樣性，給中國文化確定一個價值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機遇。由于經濟方面的原因，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傳播交流存在著不公平的現象。這需要中國經濟的強大。我們經歷了多年的反復，應當成熟起來，我們應當有一個很好的文化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