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自己走過的路很滿足，因為畫畫成為我的人生主題，成為我為之奮斗事業，我是真的喜歡畫畫。

無疑，父母遺傳給我一個畫家的基因，畫畫伴隨著我的成長。

在童年的記憶中，畫畫是最好玩的游戲，也常常被按在椅子上為身為畫家的父母做模特。“小紅帽與大灰狼”的故事是媽媽哄我做模特時，經常講給我聽的，后來聽膩了，非要換一個新故事。

家里書架上擺滿了各種畫冊，清楚地記得列平（賓）精裝畫集是散頁摞放的。還有一本是蘇聯人體繪畫解剖精裝版教程，很多畫頁中動式的人體骨架和解剖圖，竟成魔鬼形象走入我兒時夢中了。

再長大一點，母親有意在繪畫上引導我們，在家中常常布置一組簡單的靜物，讓我們幾個孩子一起素描寫生；還常常親人之間彼此畫速寫。

爸爸的畫室也是我最愛去玩的地方，因為在那里曾經看到真槍和身著舊軍裝的女模特，后來知道當時爸爸正在創作《八女投江》，為這件作品畫大量的人物素描寫生。

記得1959年5月1日，我加入了少先隊，戴著鮮艷的紅領巾，我跑到爸爸的畫室，當時他正忙著《軍民修水庫圖》的創作，我臥在畫室的沙發上，眼睛不時看著爸爸忙碌的身影和胸前的紅領巾，那是我最快樂的一天。

父親的畫案也是有趣的地方，我常隨意在宣紙上畫一些動物，也有意翻看畫冊，看徐悲鴻畫的馬，看齊白石畫的蝦、螃蟹等，看多了自己也學著畫，畫的多了，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也得到了夸獎。終于有一次，我畫的群馬圖被登載到當時的《沈陽晚報》上，收獲了人生第一桶金，五元錢的稿費。這在當時還是挺大的數目，家里用這筆錢買回了兩只野鴨子，改善了家庭伙食，只是印象中野鴨子有土腥味，肉也咬不動。

六十年代初，經父親引薦，我拜了沈陽頗有名氣的書法家張緒昌老先生為師，學習書法。幾年中研習了永字八法、隸書曹全碑、魏碑龍門二十品、小篆嶧山碑和行書王羲之的圣教序，直到文革發生才中斷，過了多年才又撿起。陰差陽錯的還有兩段美好的機遇與我擦肩而過，我還曾有一段時間學習過鋼琴，考上了沈陽音樂學院附小，也曾癡迷于乒乓球運動，接受過沈陽市業余體育學校的專業訓練，是命運早有安排了吧。

童年的生活，充滿了陽光，因為學習成績好，發展全面，特別是有畫畫的特長，臂上先后佩戴上了少先隊的兩道杠、三道杠，充滿了榮譽感。畫畫是那段成長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后來的人生軌跡。

1966文革開始了，災難降臨到我家，父母都被“專政”了，我們子女成了“黑五類”。

我在1968年9月從沈陽下鄉到臺安縣農村，父親當時被關“牛棚”不能回家，母親為我準備簡單的行囊里，還裹進一卷圖畫紙，一個速寫本，母親留學日本時用過的一個鋁制水彩盒，一點顏料和幾只舊毛筆，盡管未來是迷茫不可知的，但我相信這些東西總會派上用場。

農村枯燥艱苦的勞動生活，畫畫就是我最大的娛樂和精神寄托。

1970年的一個夏日，一個幽靜的中午，青年點不遠處，有一片油菜地，正值油菜花盛開的時節，潮熱的大地在陽光下蒸發著一團霧氣，遠處濃郁的楊樹林罩上一層藍紫色的光暈，油菜花格外耀眼奪目，我畫了我人生中真正意義上的第一幅水彩寫生，兩個小時陽光下的暴曬，畫的過程很艱辛。

樸實的農民很愿意給我做模特，為了讓我畫上一幅頭像有時還要排隊呢。偶爾誰家的老人過世了，也求我畫張遺像，因為畫得認真又像，外村的人也慕名而來，我完全是學雷鋒做好事，義務為貧下中農服務。也常有人家請我到家里畫柜門或門斗，我學會在玻璃的背面反著畫，這在當時是很流行的專門技術。冬天盤著腿在農民家的熱炕頭上畫畫，有好飯好菜招待著。

鄰近的生產隊排著號請我去布置隊部，連寫帶畫到夜里，一定安排一頓夜宵，那時當地最好的吃的是烙油糖餅，豆腐湯，每次陪客的至少七八個，那是留在記憶中最好吃的東西了。

美術字更是十分熟練，從生產隊到公社所有開大會的橫幅，村頭巷尾的政治標語，幾乎都是由我包攬。年底各家各戶都要貼對聯，我一寫就是上百幅。

繪畫的天分和才能，部分的緩解和改善了我的艱難處境。我會常常脫離一線最繁重的體力勞動，被臨時抽調到公社和縣城里寫寫畫畫。紅色宣傳是那個極左時代最重要的工作，我這樣能寫會畫的人很受歡迎，加上給人印象樸實能干，不挑不撿，十里八村我也名揚在外了。都知道六間房村有個“沈陽來的描墻花的先生”。

除了紅色書籍，是很難看到其它什么可讀的書的，我從家中帶出的一本翻譯過來的蘇聯藝術科學院版本的《馬列主義美學原理》，我讀了好幾遍，盡管枯燥難懂，總還算是書，一知半解的還做了筆記。除了毛澤東詩詞早已倒背如流，偶爾也偷著讀如唐宋詩詞一類的書。冬天寒夜里，青年點里沒有電，我因為夜里看書，多用了煤油，增加了經濟開銷，也惹得同學有意見。

求知欲旺盛的年齡，我曾交結過一個命運坎坷的文學青年，長我幾歲，沒有固定工作，靠打零工與母親相依為命。他讀過很多書，也偷偷借給我來讀，幾年中我幾乎讀遍能找到的所有世界文學名著，包括托爾斯泰、果戈里、巴爾扎克、莎士比亞、雨果、歌德、塞萬提斯、馬克?吐溫、莫泊桑、羅曼?羅蘭、泰戈爾、裴多菲等等的文學巨匠的主要代表作品。我慶幸能在那樣的年代獲取這些精英文化食糧，這對于喪失一切學習機會的我，是極為難得的。

兩年后，我被選調到當地學校任民辦教師，當時東北地區中學普遍開設俄語課，俄語老師缺乏，我有一點俄語基礎就當上了俄語老師，也因為文藝特長偶爾也會教音、體、美，我又獲得了很多學習鍛煉的機會，自學識樂譜，及風琴、二胡、中阮等樂器，同時兼管學校的文藝宣傳隊，排演了當時最火爆的革命樣板戲《智取威虎山》。簡單的布景、道具、化妝，吹拉彈唱我樣樣上陣，全縣中小學文藝匯演還獲得了個第一名。

我利用課余空隙的時間開始大量地研習速寫，第一次開始嘗試著搞繪畫創作。我畫了一幅《田間演出》的主題創作水粉畫，描寫我帶領的文藝宣傳隊到田間地頭給農民演出的情景。雖然大家認為畫得不錯，但由于當時我的家庭背景，父母已被雙雙打成反革命分子，最終沒有經過政審這一關，被禁止參加盤錦地區的美術展覽。現在看來，當時的這種政治歧視對人的傷害和打擊是很大的，但是在那樣的環境下，我也只能“正確對待”了。這樣的打擊不會擊倒我，反而變壓力為動力，工作更加積極努力，畫畫也更加刻苦用功。因為我只有比別人做得更多，做得更好才能獲得平等的尊重。

1972年夏，幸運之神降臨到我的頭上，全縣一千多名知青，按4%的比例抽調回城，其中有一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回城名額，怎么也想不到它會落到我的名下。記得回城的頭一天晚上，我夜不能寐，也覺察到四年來睡在同一鋪炕上幾位知青同學，幾乎也是沒有睡好，我理解他們是為什么。次日清晨，一掛馬車拉著我的行李上了去15里外公社的路，我在當地學校曾帶過的十幾位文藝宣傳隊的學生，哭哭啼啼地一路送我出村走了好幾里路，告別的那一刻真是難忘。接我們回城的解放牌卡車早已等候在公社大院里。幾乎是一整天的顛簸，終于回到了沈陽的家。那個家僅是兩間小小的北屋，一間五平方米，一間七平方米，除了睡覺的炕，也沒有多少空間了，家里像樣的東西早被多次抄家抄走了，僅剩下個舊柜子，三把破椅子，木頭桌子和書架等，陰冷的小北屋因為我的回歸而增添了生機。回家第一個見到的親人是媽媽，她那高興的神情至今難忘，當時的鄰居無論如何也不相信“反革命分子”的兒子也會抽調回城工作，他們很長時間都認為我是請假回城休息的，后來時間久了，才不情愿地認可這是真的了。

回想這段人生經歷，感慨在那樣黑暗極左年代里，人與人之間依然存有善良和良知，正像一縷溫暖的陽光照到心頭，使我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和對未來的憧景。

我被分配到市屬大集體的電器開關廠當了一名學徒車工，一干就是五年。工廠是八小時工作制，每周一天休息，除了完成工廠的定額生產工件，幾乎所有可利用的時間我都在拼命地畫畫，也因為有這個特長，就少不了被臨時抽調到工會搞一段宣傳工作。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提倡大干社會主義并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我的畫畫技能被派上了用場，深入到各個車間的勞動現場，畫工人勞動的情景，畫先進人物的事跡，定期為廠里出“大批判專欄”。

我可以熟練的駕馭車床，也會自己磨刀具，工作一貫認真，產品保證質量，每天都超額完成任務。因為勞動表現突出，曾經被工廠里評為“紅旗手”。

1973年的秋天，沈陽家附近的南湖公園里，面對立在水面的一處涼亭，我畫了一幅水彩寫生，似乎很順手，激發了我畫風景寫生的極大熱情，從此一發不可收。那個秋天我就畫了不下幾十幅寫生。

以后每天上班之前和下班之后，我總是騎著自行車帶上畫具，出去完成一幅寫生。沈陽的公園和郊外，成為我畫風景寫生的樂園。火車站候車室來往的旅客多，也喜歡跑去畫速寫，因此會常被警察驅趕。我著迷于寫生時的感覺，雖然睡眠不足，因為年輕，數年如一日地堅持了下來。

從那時起，沈陽的公園里聚集了一批美術青年，這些人中，我的年齡稍長，畫畫名氣稍大，大家在一起畫畫交流和切磋，慢慢地我成為這個隊伍的頭兒了，我身邊的畫友越集越多，我走到哪里，總有一群畫友們在身后跟著我。后來過去了好多年，一次在老畫友的聚會上，大家一致推選我為“沈陽一號畫痞子”。

畫風景寫生利用工作之余，占用時間短，很靈活，適合我當時的條件，那時家里生活困難，處境艱難，父親長期被監督勞動，心情可想而知。繪畫帶來一時的快樂，寫生使我可以沉浸在大自然的陽光、草地、樹木、藍天和白云給予我的美好感覺中，畫畫漸漸成為一種生活習慣，成為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精神支點。

幾年中，寫生有了相當的數量積累，量變到質變，水平自然穩步提高，也有點名聲在外了。可是有一天雨夜，當我回到住處（當時臨時借魯美的一個屋子），發現房門和窗戶大開，屋子里散亂不堪，貼的滿墻的畫一張都不見了，小偷偷走了我近百幅畫，損失慘重，刻骨銘心，這種偷竊發生了兩次，都是過了很久我才從沮喪中解脫出來，也只好加倍努力，用畫畫的行動來補償，很快又一批新的寫生作品畫了出來。

我抽調回城不久，父親也被允許回家住了。寧靜的陰冷的夜晚，在家里勉強擠出一小塊地方，燈下畫石膏的長期作業。為了解決素描造型的基本能力。父母偷偷輔導我，為我的畫提意見，也常親自動手幫我改畫，父親的身份在當時是絕不可以畫畫的，一旦被造反派發現了會被視為“階級斗爭新動向”，后果不堪設想。今日回想起來，雖然我屬于自學成材，但因為有這樣的父母在身邊看著，才沒有走半步彎路。我為日后的繪畫之途悄悄地積累著實力。

1975年底，父親終于落實了政策，獲得了平反，家境開始好轉了，我的繪畫水平也已經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那一時期，我熱衷于沈陽市工人美術創作活動，但開始并不順利，時常因為政治歧視而被拒絕，送上的作品也不給展出。記得是在1976年，一次市里搞入選作品評選，在評委到來之前，擺放作品的大廳里，居然有位負責人當著我的面，把我的畫扣了過去，他不愿讓評委看到我的作品。當時我郁悶地站在自己作品的邊上，我不敢制止他這樣做，只能默默地承受著。評委們選畫過程，我也沒有離開，碰巧有一位評委發現這里有一件被翻扣過去的畫作，于是好奇地翻看了一眼之后，他喊到，“這里還有一幅畫，畫的不錯呀，大家來看”，結局是大翻轉，我的油畫《大院春風》竟然全票入選了，我第一次得以工人畫家的身份，參加了遼寧省的大型畫展。此后，我的各種創作作品經常會出現在遼沈的報紙和刊物上了。

1977年，我的油畫作品《創業靠毛澤東思想》第一次入選了全國美展，生活和事業又一次面臨新的轉機。

好事成雙帶來了難題，1977年底，我同時接到了兩個通知，一個是魯迅美術學院油畫系的錄取通知，一個是沈陽軍區政治部的入伍通知。十年文革的陰影一時難以從心中抹掉，父親被專政了十年，好不容易獲得政治上的重生，心里自然會想，如果我是帶著“三塊紅”（一頂紅帽徽、兩片紅領章）的解放軍，看誰還敢欺負我們家。當時的魯美，也還在處于文革后的過渡時期，各方面尚未完全恢復正常，尤其是文革遺風猶存，造反派的勢力依然猖獗，對我們家人依然不懷好意，于是我選擇了那身綠軍裝。

我的軍旅生涯是在沈陽軍區抗敵話劇團從事舞臺美術工作起步的，舞臺美術雖與畫畫沾邊，但有其獨立的專業屬性。畫大的舞臺布景，對專業要求也很高，參與舞臺設計，也是復雜的藝術創作，需要戲劇文學的基礎和了解舞臺藝術規律，依然很鍛煉人。我繪制的布景很受認可，這個能力和經驗的積累，使日后繪制全景畫時，更為得心應手。還是一如既往地把所有能擠出的時間撲在畫畫上，畫了大量的舞臺人物速寫與風景寫生，既是因地制宜，也是無奈選擇。跟隨演出團隊，有機會去更多的地方了，生活視野擴大了許多，各種感受豐富多了，長白山、大小興安嶺、邊防、海島、軍營和村落，到處都留下了我寫生的足跡。

當兵的經歷，讓我逐漸培養出了軍人特有的氣質，也更為熟悉和適應軍事生活，這為日后與軍史畫結緣又鋪下了道路。

1984年，我終于抓住了進入專業學校學習的機會，又是同時考上了魯迅美術學院的油畫大專班和解放軍藝術學院美術系，我理所當然地去了解放軍藝術學院。兩年的時間里，主要集中在油畫專業方面的學習，談不上系統，只是剛剛走進了專業領域，觸及到油畫的一些基本規律和本體語言的表達。也開始接觸軍事題材美術創作，在繪畫領域中，往里走的越深，越發現了更多的問題并認清了自己的膚淺和差距，下一步如何突破基本功的瓶頸，如何解決在新的起點上遇到的新問題。

1986年我從解放軍藝術學院畢業，加入了中國第一幅歷史戰爭全景畫《攻克錦州》的創作組。三年下來，除了繪畫功力在大量實踐中的提升，又使自己初步掌握了全景畫創作的規律。

接下來的第二幅全景畫《清川江畔圍殲戰》兩年的創作歷程，又一次獲得了全面的鍛煉和成長，大量的全景畫創作體驗和實踐，總結出一套這個領域的基本創作規律和方法，首次立論，完成了論文《軍事歷史題材全景畫初探》。

上個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席卷中國的西方文化藝術思潮，打破了那么多年現實主義的一統天下，也動搖了身邊不少畫友的藝術取向，很多好心人也勸我再不能像過去那樣畫了，好像大家都在變，要跟上時代發展的腳步。 什么樣的成長經歷，什么樣的從藝之路，和來自畫家父母的影響，已經決定了我的世界觀和藝術觀。油畫作為外來藝術，根在西方，西方包括俄羅斯的寫實主義藝術成就早已令我們望塵莫及，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怎樣能掌握地道，純正的油畫語言技能，是我所思考的。

隨著國家各個方面對外逐步開放，我越發關注前蘇聯，這個曾經給中國美術帶來深刻影響的國度，那所曾培育藝術大師的搖籃列賓美術學院。想到自己如何能創造條件，走出去，尋找更好的發展空間，在油畫領域有更大作為。

縱觀古今美術史，經過比較與思考，現實主義的藝術方向是我唯一可以選擇的，排除干擾，堅持走自己的藝術之路，寫生之路，并認為寫生是藝術家主要藝術實踐手段，創作的靈感主要從對生活的觀察和體驗中產生，生活是藝術的源泉，而寫生既可成為獨立藝術，也是連接生活與創作的橋梁，真善美是藝術追求的崇高精神境界。

1989年畫完了《攻克錦州》全景畫，我脫下穿了12年的軍裝，轉業到沈陽，變身為大學教師。第二幅全景畫結束后，我正式調入魯美大型繪畫工作室，回歸到曾經成長過的地方，與父母工作在一起了。

不久后，第三幅歷史全景畫《赤壁大戰》的任務落下來了，我負責領導一個創作小組，頂著來自創作之外的種種壓力，完成了素描方案階段的創作任務。這個過程比預想要艱辛，卻都不在于創作本身。為什么工作中自己做到了往往別人做不到的事情也不會得到公正的對待，為什么熱情的努力與真誠的付出，會遭遇冷漠和打壓，我想了很多，心中也在憋著一股勁。

父親的朋友，來自俄羅斯圣?彼得堡的華人藝術家石侖先生，熱心地幫助我聯系了去列賓美術學院學習的事兒，經石侖先生的介紹推薦，安?梅里尼科夫教授邀請我到他的工作室學習。我沒有什么可猶豫的了，夢寐以求的列賓美術學院、仰慕已久的藝術大師安?梅里尼科夫教授向我召喚了，一向把藝術和事業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父母，還有我的妻子的堅定支持，我終于走出了這關乎我后半生的一步。年近45歲的我，已是魯美的副教授，事業也算有成，父母年紀都70多歲了，孩子還小，權衡利弊，難于割舍也是人之常情。

1995年10月末的一天，我毅然踏出國門，投身偉大的藝術搖籃——俄羅斯列賓美術學院。三年的留學生涯，我對藝術的渴望獲得了極大的滿足，全身心的投入，有針對性地解決了自己在造型基本功等方面的不足之處，探索油畫本身語言的表達方式，學習了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全面提升了自己的審美素養。在彌漫著濃郁藝術空氣的圣?彼得堡這座城市里，反反復復地近距離觀賞歐洲各個歷史時期的大師的原作，特別是俄羅斯十九世紀巡回展覽畫派以來的列賓、蘇里科夫等為代表的杰出藝術大師的作品。

列賓美術學院更是大師云集，安?梅里尼科夫教授工作室強大的教學師資團隊，安?梅里尼科夫及各位老師給予我很多特殊的關照，我擁有自己單獨的畫室，學院專門為我派選模特，當然我更多的時候愿意在工作室里與同學一起畫模特，這樣更有利于我的學習和借鑒。安?梅里尼科夫教授無論在藝術上、精神上還是人格魅力上，深深影響了我。成為他的弟子，是我今生很大的榮譽和榮幸。

從俄羅斯畢業歸來，我帶回二百余件作品，從藝術的理論到實踐獲得了系統性的梳理和完善，鎖定了我后半生的職業藝術走向，沉甸甸的收獲和感悟要用很久一段時間去慢慢消化、吸收，最終要變為屬于自己的東西。這是一次藝術人生旅途中重要的再充電，為再次攀登積累了必要的能量。

這種能量不單單是技術性的，更重要的是精神性的，我自豪地擁有雙重的精神遺產，一方面是來自引導我成長，也是我的人生楷模的作為偉大藝術家的父親，他對待生活，對待事業，對待周圍的人，充滿真誠和愛心，我全方位繼承了他的藝術信念和理想及對人生的態度，他給予我很多人生的智慧和藝術的啟迪。

另一方面來自我的導師安?梅里尼科夫教授，一位二十世紀影響世界的現實主義藝術大師，他對我的慷慨給予，既有與父親的相似之處，同時在油畫專業的各個方面，如何對待傳統，現實主義如何在新的歷史時期走在時代的前列，一個職業藝術家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和應有的職業精神和素養等都深刻地影響著我。正因為這兩種強大的精神力量和趨向成熟的專業能力的支撐，我變得更為自信了。我再一次實現了人生的又一次轉變。

2002年，我調入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繪畫系，盡管在人生這個大的轉變之前的幾年里，我經歷了一段“黎明前的黑暗”，磨難再次歷練了我面對困難和挫折的能力，也激勵了我的人生斗志，堅定了我追求真理的勇氣和信念。但文革中和文革后的風風雨雨，父親遭遇了超越常人承受力的傷害和太多不公正了，長期壓抑的心情使他失去健康，過早地離開了我，這已是一筆難于抹去的歷史傷痕。每當我回憶起這段經歷，內心都難以平靜。

教師是我熱愛的職業，正像父母在魯迅美術學院教了一輩子書一樣，他們一生忠于職守，為人師表，教書育人，我同樣繼承了這個傳統家風。父母生前最唾棄的是“誤人子弟”，常詢問我上課的事，母親基礎教學經驗和水平極高，80多歲時，還幫助我編寫和整理教案，向我傳授她的教學體會和經驗。

十幾年油畫教學，我體會到，一個好畫家不一定是一個好教師，但一個好教師一定應該是一個好畫家。在清華大學當教授讓我倍感壓力，只能進一步加強學習，不斷完善自身的理論基礎和專業素養。我盡到了一個教師的責任，工作中認真敬業，言傳身教，無保留地把經典現實主義藝術規律和西方傳統學院派藝術理念傳授給學生，也敢于抵制西方不健康思想觀念對學生誤導，努力教育和引導學生選擇正確的藝術之路，這一點我感到問心無愧。

教學之余畫了很多軍事歷史畫，更多情況下，我把這些創作活動看做是藝術家履行一種社會責任，一種服務國家的責任。而寫生則更能體現出藝術家個人情趣和天性的一面，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畫家的生存狀態。我自己最大欣慰是，幾十年來，只沿著一條線一直沒有動搖地走過來的，沒有旁門繞行，沒有放棄，沒有投機取巧，而是踏踏實實的一步一個腳印執著進取。我堅信這樣長久的堅持，又注意吸收很多喜歡的繪畫大師的經驗和長處，借助于逐漸純熟的油畫技藝，高雅的審美格調，豐厚的人文氣質和深刻的情感內涵，都自然融入作品之中，必然能夠使寫生作品走上更高的藝術臺階，達到更高的藝術境界。

藝術的高度體現在完美的形式技巧與真、善、美的精神情操的完美統一，具有通往心靈的感人的力量。正像人們不會懷疑委拉斯貴茲的“教皇十世”肖像畫、莫奈的“日出印象”、梵高的“向日葵”、列維坦筆下的“伏爾加河岸風光”、謝洛夫的“少女和桃子”等作品在世界術史中的地位，寫生也同樣有資格成為經典作品。如果熱愛繪畫就應該熱愛寫生，寫生應該是畫家的本分和必修課，寫生水平的高低也應該是衡量藝術家藝術水準的重要標尺。因為真誠熱愛生活、熱愛自然、崇尚真善美的畫家，也一定熱愛寫生，衷情于寫生。

每個人生都是一本書，我因為熱愛藝術而與繪畫結緣，為實現崇高藝術理想，歷經風雨，百折不撓，鍥而不舍，奮斗進取，一步步走到今天，豐富的人生閱歷，特別對藝術家而言，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大有“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之感懷。

畫家是用畫說話的，什么樣的畫家會畫出什么樣的畫來，人們常說“畫如其人”，父親在世也時常說，人品藝品應該是統一的，我相信朋友們讀我的畫，自然會聯想到我這個人，我的故事、情感、性格和信仰都在畫中。

承蒙佳龍集團董事長付書全先生的有力支持，使我有機會編輯出版如此精美的畫冊。

我還要借此機會感謝我在人生路上那些改變我命運的貴人，他們是1972年決定我從農村抽調回到沈陽的臺安縣新開河公社崔景新書記，1984年送我去解放軍藝術學院學習的沈陽軍區抗敵話劇團團長兼導演的田納前輩，我留學俄羅斯給予我巨大幫助的俄籍華人藝術家石侖先生，在逆境中厚愛我的著名教育家張德祥先生，全力推薦我進入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工作的我國杰出藝術家袁運甫先生。同時感謝那些伴我人生每個階段的與我同行的發小、同學、戰友、師長和朋友們。

當然更要感謝我的父母、妻子和家里所有的親人，是你們，成就了我的今天和今天的我。

2017年7月1日     王鐵牛   于北京西山

王鐵牛簡介：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教學督導，中國俄羅斯友好協會理事，中國歐美同學會留俄蘇美術院校校友會會長，中國文藝志愿者協會理事，俄羅斯藝術科學院榮譽院士，俄羅斯列賓美術學院榮譽博士，俄羅斯列賓美術學院榮譽教授，俄羅斯蘇里科夫美術學院榮譽教授，藝術天成書畫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