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大河灣美術館和小洲藝術區聯合主辦的“獨立的品格-2013’潛質藝術家年度提名展”面向全國征稿以來,因其獨樹一幟的策展理念受到藝術屆的廣泛關注。為此,我采訪了該展覽的策展人,大河灣美術館館長禹至先生。以下是根據采訪錄音整理的訪談記錄:
一
記者:禹至先生您好!首先感謝您接受我的采訪。
禹至:您客氣了,當說謝的應該是我。謝謝您,以及您所代表的中國當代藝術網對我們這次活動的關注和支持。
記者:那咱就都別客氣,直奔主題?
禹至:好!開始吧。
記者:從本屆“提名展”的征稿函上看到,這次活動的主題是“弘揚自由精神,展示獨立品格”,想請您談談這一主題的成因,以及它的核心內涵。
禹至:果然直奔主題(笑)。
記者:那是,說話得算數(笑)。
禹至:自由精神其實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小到個人,大到全人類,甚至整個大自然,無所不含。但有時它又是一個狹義的概念。比如對藝術而言,自由精神就集中體現在掙脫陳規和教條的約束上,體現在獨立思考和積極創造上。如果再把范圍縮小到架上繪畫,并且換一個角度來看自由精神,不是看它如何體現,而是看它遭遇了哪些障礙,就會從心底發出這樣感嘆:自由精神是當呼喚了。
概括地說,如今從事架上繪畫的中國藝術家,大多行走在這樣兩條路上:第一條是在對傳統的傳承中尋求發展和創新;第二條則是在對傳統的反叛中追求視覺感受和意識觀念的差異性。兩者都在高舉自由這面大旗,因為大家都有類似自由是藝術的生命和靈魂這樣的共識。但遺憾的是,我依然看不到自由精神真正得以弘揚。
架上繪畫再無新徑可辟,即使有也僅此天才可為。這早已是第一條路上簇擁者的普遍心理狀態。但是否想過,或許這條路上缺的并不是天才,而是對自由的精神內涵的真正理解?尊重傳統,向傳統學習本無可厚非,而且是必須的。因為任何一種傳統、經典,之所以能成為一種范式讓人膜拜和傳承,它一定在它產生的時點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當中也一定會有我們所需要的養分。但膜拜、傳承未必是一種最好的學習方法,它無助于自由精神。從對傳統的傳承中接受的哲學視野、意識觀念、技術技法乃至審美體系,就像我們在學習語文時接受的字、詞、句、語法以及標點符號一樣,其實就是一種規范,在這種規范之下造句,還可能有創造性可言嗎?
記者:別人說“海闊憑魚躍”,我可以說“天空任鳥飛”呀。這不是創造?
禹至:這是一個誤區。被規范了的語言即使有差異也只是表述的對象、情感、環境、情緒等表面訴求上的差異,本質上仍是同一種規范下的語言模式,這種差異性和語言的創造性完全不是一回事。正因有這樣的誤區,才不難理解為什么很多從事架上繪畫的藝術家,也常把流于形式的一些視覺差異當成創造性來看待了。他們不愿承認傳統規范對自由精神的制約,更不愿拋棄這種規范。
記者:嗯,有啟發。第二條路呢?
禹至:第二條路其實也并不新鮮。
記者:能否談得具體些?
禹至:誠然,在西方,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人類的理性在認知大自然的過程中逐漸占據人類思維的主導,為人類的思想從愚昧中解放出來起到了決定性的推動作用。以至對宗教、專制、暴政、封建、禁欲等各種愚昧的思想體系的質疑和反叛,也從這個時期開始,影響到藝術的發展。于是從那時起,架上繪畫也和其他藝術門類一樣,在一次次反叛中誕生了一個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主義和流派,成就了一個個輝煌,直至當代。反叛是理性引發的質疑的結果,是對陳腐、愚昧、陳規、教條的抗爭,是人類社會進步的象征,也是自由精神的一種具體表現。但是,從廣義的自由精神的角度看,反叛與自由卻又是相悖的。
記者:此話怎講?
禹至:我想可以借用人類改造自然的例子來解釋。人類改造自然是為了人類自身的自由,但在人類獲得這種自由的同時,大自然卻在蒙受浩劫,失去了它原本應有的自由。而藝術發展過程中這種無休止的反叛,甚至顛覆,也是為了藝術的自由,從初衷到結果都與人類改造自然如出一轍。如今,當人類意識到自然生態的重要性和人類改造自然的危害性時,反思中正極力還大自然以自由,并尋找一條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的自由之道。那么,藝術是否也該反思了?我想,至少應該反省,這周而復始的反叛本身,難道不也是一種陳規和教條嗎?
其實,一個劃時代的藝術主張和派系的誕生,絕不僅僅依靠反叛的力量。人類對自然的逐步認知,文明的產生和發展,導致人類的不斷進步,并點點滴滴聚合在歷史的長河里,當這種聚合累積到一定的程度,聚變隨之產生,而聚變的能量是無窮的。這才是催生劃時代的藝術成就的主動力。
第二條路從反叛出發,獵奇求異,貌似崇尚自由精神,實則因意識、觀念和理論的匱乏而淪為泊來主義的附庸,與藝術自由的精神背道而馳。我之所以說這條路并不新鮮,首先是因為他們抱著反叛這一盛行了幾百年的教條不放,甚至狹隘地視之為藝術發展的永恒動力。再就是他們漂浮的思想給人一種無根而自欺欺人的感覺:“自由反叛”喊著,“移花接木”干著。
記者:歸納起來,您是看到了您所概括的兩條路,都不同程度的制約著藝術自由的精神,于是您為藝術呼喚自由,并由此形成了“弘揚自由精神”的主題?
禹至:是的。您歸納得準確、簡練,而且完整。
記者:您過獎了!那么,“展示獨立品格”又當如何理解?
禹至:自由精神是因,獨立品格是果。
記者:愿聞其詳。
禹至:獨立的品格可以理解為一種高標格的個性,是藝術家自身的獨立人格的綜合呈現,其中涵蓋著獨立的思想意識、世界觀、價值取向和審美理念等。其實,藝術家做藝術的過程,就應該是一個重新認知世界的過程,或者說是回到認識論層面獨立思考的過程。形式、訴求等最終的呈現,是這種認知和思考的結果。技術,則是這種認知和思考付諸圖式的手段。
記者:這聽起來更像是對一個哲學家的要求,而非對藝術家。
禹至:藝術家可以不是哲人,但真正優秀的藝術家,一定不會缺少像哲人對待事物那樣的思維方式和態度。因為藝術的創造力正是來源于藝術家有別于他人的,對事物,對世界的認知。而這種認知帶來的思想獨立與否,有無個性,取決于藝術家是否受到已有的哲學視野、意識觀念和審美體系先入為主的侵擾和約束。品格高低,則取決于藝術家個人的學養、眼界和修為。可以這么說,脫離了自由精神,就沒有獨立可言;缺少了認識論層面的獨立思考,更無品格可言。這就是它們之間的內在關系。
記者:那么,在您概括的兩條路以外,您心目中是否已經有了第三條路?
禹至:我很高興聽到您的這一提問,這正是本屆“提名展”意欲探索的問題,也是“弘揚自由精神,展示獨立品格”這一主題的核心內涵所在。
記者:沒了?還夸我的提問呢,您就這一句話?
禹至:(笑)
記者:光笑不行,您得展開談(笑)。
禹至:好吧。我本來想為您節省時間,可您要逼供,那我只好招(笑)。
將這樣一個問題放到一次采訪來談,還真有些為難。因為從思想根源上說,這是一個關涉學術風氣、評價體系等諸多方面的問題,太龐大。因此我只能試著簡化、概括地聊一些思想框架,不知能否讓您滿意。
記者:一定會的。
禹至:客觀地說,前面談及的兩條路,其實都有其很積極的一面。
第一條路上的藝術家對繪畫死亡論調聞過則喜,堅持從中國傳統繪畫中追索以儒釋道為支撐的國學的精神內涵及核心價值,包括散落其中的哲學觀點、美學思想以及詩性精神,等等。再融入現代社會的人文關懷,或在弘揚國學精神中建立新的時代訴求,或在與西方美學思想的主動交融中標桿新的時代語境,以此抵御他們所不能接受的,對西方美學思想的直接和被動的移植。像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人因驚嘆古羅馬的藝術成就而力圖復興老祖宗的輝煌一樣,第一條路上的藝術家也不會忘本,對先祖的藝術成就滿懷自豪去宣揚、去傳承,心中還不乏超越先祖的自信。
第二條路論其態度更是積極而堅定。在架上繪畫邊緣化的境遇里,他們仍從近一百年來的一些世界級藝術大師身上看到了希望,豎立起信心:生于上世紀初的威廉·德·庫寧、弗朗西斯·培根,生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盧西安·弗洛伊德、格哈德·里希特、霍克尼,等等,都是聽著“繪畫必將死亡”的吼聲長大的大師,可他們落地有金石聲的藝術成就和影響力,無一例外都來自架上繪畫。因此,面對在西方龍鳴獅吼了一百多年的關于架上繪畫的“死亡”威脅,行走在第二條路上的藝術家們選擇了堅守,并樂此不疲地對一切陳規施以反叛,義無反顧地追求著表現形式上的差異性和唯一性。
但在他們這種積極之中隱藏著的消極因素同樣是客觀事實:第一條路勤于跨時空勞碌,在古今中外的藝術成就中淘金,并加以為己所需的整合,卻惰于拋開前人的成果而進行獨立思考,使自己喪失了自由精神還不自知。我想提醒的是,學習和總結前人是銀,自由和獨立思考是金;第二條路雖以反叛者自居,并高舉自由精神的大旗,但在反叛中卻拿不出自己的思想,無奈中對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建立在雅克·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理論基礎之上的西方后現代理論奉若神明,并膺服于這一理論框架下的評價體系。離開自由精神的距離,比第一條路更為遙遠。要知道,自己沒有觀點,是不具備反對別人觀點的資格的。
記者:完全贊同。光說別人這兒不好那兒不好,卻說不出怎樣才好的人是該閉嘴。
禹至:當然,前述兩條路無論如何也涵蓋不了所有藝術家。這是讓人欣慰的,至少我們還有這樣的藝術家,他們拒絕行走在前述兩條路上。他們看起來很孤獨無助,但他們仍然堅持獨立思考,加強自身修為,拓寬哲學視野,努力在重新認知世界的過程中建立自己的世界觀,并由此形成獨立的藝術主張。雖然我們現在還看不到這些藝術家的輝煌成就,但面對藝術,他們秉持自由精神,恪守獨立品格的態度,可讓我們預見到他們的未來。這就是我心目中的第三條路:從認知世界出發,建立自己的世界觀;從獨立思考出發,創造獨立的藝術主張;從自由精神出發,摒棄陳規教條,拒絕拿來主義;從時代精神出發,重視現時人類社會之重大關切。
之所以沒把第三條路和第一、第二條路平行歸納,是因為從批評導向到評價體系,在現時的藝術生態環境中,我們只看到讓前兩條路盛行的風氣,而看不到適宜第三條路成長的土壤。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策劃這樣的展覽,設定這樣的主題。希望通過我們的行動,去鼓勵那些執著追求自由精神和獨立品格的藝術家,并與他們一道堅持。
二
記者:說到用行動鼓勵具有自由精神和獨立品格的藝術家,我們可以進入另一個話題了。之前我看過您關于本屆“提名展”的策劃案,案中為研討會預設的議題讓我特別不解。能否就這個話題談談:為什么一個藝術展覽的研討會,焦點議題不是藝術本身,而是激勵機制?
禹至:謝謝您這么細心的關注。
沒錯,研討會預設的一個重要議題是“探討藝術激勵機制社會化的發展道路”,這是基于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是考慮到藝術家這個群體的特點。藝術家面對藝術,往往很個性,很固執,很難被人說服,而且很要面子。而與此同時,藝術家之間表面上又總是客氣、謙遜且極其照顧對方的面子。這就造成了許多研討會常常蛻變成一種禮貌語和恭維話薈萃的娛樂,而失去了研討會應有的意義,因而這次研討會我們打算放棄探討藝術本身;另一方面,藝術激勵機制在國內還很薄弱,甚至可說是尚未成形,但它關系到藝術家個體或群體的可持續發展,尤其是它的社會化建設。因此我們試圖借這樣一種活動去探討,不求一次研討會就能找到一條發展道路,但至少作為民營藝術機構,我們希望通過這樣的探討和交流收獲到一些有創意的設想,并愿意為之身體力行地付諸實踐。同時更期待關于藝術激勵機制社會化建設的探討和交流,能成為一種常態,一種自覺。長此以往,就會逐步建成一種讓藝術家受益的藝術激勵機制的社會化模式。
記者:確實是一個令人期待的良好愿望。我想請教,關于藝術激勵機制,您認為怎樣的模式能真正有效地惠及藝術家?
禹至:藝術激勵機制是一個復雜的體系,涵蓋政策、制度、市場、機構以及藝術家主體等眾多層面。在這里,我們只就市場層面探討,也就是所謂社會化模式。國內現有的藝術市場形式是多樣的,其中,二級市場以及一級市場中的藝博會相對成形和成熟,除此之外便很少看到成熟的模式和規范。對藝術家,尤其對成長中的藝術家的惠及更是微乎其微。更難以形成“機制”概念。 至于怎樣的模式才能真正有效地惠及藝術家,我也還處在構想階段,只是希望在一級市場中建立一種循環通道。它由主線和輔線兩部分組成,主線:藝術家、藝術機構、財團;輔線:批評家、經紀機構、商家(包括終端交易場所、博覽會概念的交易場所等)。具體的運營模式、運行規則以及可持續保障等,還有待通過實踐去摸索。
記者:主線和輔線在結構、功能和作用上如何劃分?
禹至:主線成員是一種相對穩定的合作關系,是循環通道的主體。輔線成員則可以是松散型的,只為在循環通道的某些運行環節上起到輔助作用而臨時組合。
記者:循環通道的核心是藝術機構?那么您所說的藝術機構的類型包括哪些?
禹至:這里所說的藝術機構指的都是民營藝術機構,包括有明確藝術主張和展覽策劃組織能力的美術館、畫廊、藝術文化公司、寫生基地,等等。只要這些藝術機構在自己的藝術主張框架下建立起自己的循環通道,運轉起來就能有效惠及與自己藝術主張相近的那一部分藝術家。當這樣的通道大量涌現并良性循環起來的時候,大量的小循環就會聚合成一種大循環,一個有益于藝術創作的大環境就有機會呈現。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藝術生態環境。
記者:我也很期待。可是您沒把二級市場納入這樣的循環通道,這是基于怎樣的考慮?
禹至:二級市場固然很重要,絕對稱得上是整個藝術市場的晴雨表和風向標。但它是一個純商業的市場,藝術品在那里已不再是藝術,而是現金流的載體。因此很難發揮藝術機構的長處,也很難惠及藝術家。況且,一、二級市場的功能區分早已約定俗成。所以現階段只考慮在一級市場里構建循環通道,暫不考慮與二級市場的鏈接。
記者:循環通道能夠真正形成良性循環的關鍵因素您認為有哪些?
禹至:藝術家及其作品的品格,藝術機構的藝術主張、理念和組織能力,財團對藝術的態度及資金流量,再就是運行規則、利益分配、批評導向,等等,都是很重要的因素。
記者:您的這個構想也會在本屆展覽的研討會上作為一個議題探討嗎?
禹至:有這種可能,但我更希望與會者能提出更好的構想。
記者:我有這樣的耳聞,您有一個很奇怪的主張在您身邊的藝術家當中流傳:要對畫家談市場,要對商家談藝術。是真的嗎?這是怎樣一種邏輯?
禹至:呵呵,是真的。但您真的覺得這是個奇怪的主張?
很多藝術家并不了解藝術市場,但他們很需要市場,費盡心思去尋找。但由于這不是自己的所擅長的領域,所以往往耗掉了很多精力也沒能找到想要的結果。于是我就認為應該和他們談市場,不是教他們如何打開自己的市場,而是讓他們知道這是一種社會分工,畫家應專注于自己的藝術創造,市場是另一部分人的事。尤其當我們期待的循環通道逐漸建立起來,自己一旦成為某一循環通道的組成部分,就更應該安安心心地思考藝術了。也只有靜下心來思考藝術,你才可能有獨立的思想,你的作品也才會呈現獨立的品格。
同樣,商家對藝術的了解大多也是相對不足的,因此應該和他們多談。商家對價值規律的認識通常局限于普通商品,而藝術品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它的價值規律與普通商品的價值規律大相徑庭。讓商家了解、熟悉進而習慣于探討藝術品的價值規律,是對商家談藝術的目的之一。再一個目的是通過對商家談藝術去激發商家對藝術的熱情,提升他們的藝術品位,以避免他們淪為人云亦云、缺乏藝術修養的藝術商人。
記者:聽您這么一說,就不覺得它奇怪了。
禹至:(笑)
三
記者:本屆“提名展”,可以理解為是您構建循環通道的一個具體行動嗎?
禹至:我想這應該是最正確的理解。
記者:那么,這也是在探討藝術激勵機制社會化建設中,您用行動吹響構建循環通道的一聲號角了。這就讓我想到兩個問題要請教:一,對于這種具有號角意義的活動,40件作品的展覽規模會不會讓人感覺小了?二,號角吹響以后,如何延續?這樣的“提名展”是不是會一屆屆地辦下去?
禹至:這個問題提得好。
關于展覽活動的規模,40件展品從數量上看是略顯偏小。但我很少用展品數量來界定活動規模,而重在看整個活動過程所涉及的面、造成的影響、關注的熱度和產生的價值,等等。我們追求的是這些層面的規模而不是展品數量。一千人關注一百人,和一萬人關注十個人相比,您說哪個規模更大?
關于展覽活動的后續問題,我認為這是比展覽本身還要重要的過程。從征稿宣傳到評選、展覽,僅僅是一個發掘的過程,而如何讓我們評選出來的藝術家進入我們的循環通道運轉起來,則有賴于后續的努力。因此,展覽的后續,可以說是整個活動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提名展”一定會一屆屆地辦下去,展覽的后續也會像鏈條一樣,將一屆屆“提名展”鏈接起來,我們的循環通道也會依托這樣種鏈接來逐步構建。
記者:我看到關于評選方式您在別的媒體上已經做了相關解讀。我想問的是,本屆“提名展”的評選標準是什么?
禹至:作為一個倡導自由精神和獨立品格的展覽,除了主題精神,我們不會也不應該設置任何具體的評選標準。而且我們組織了由九位藝術家組成的評委,他們中有成就卓越的中外畫家,有眼界開闊且頗具真知灼見的批評家、媒體人。相信由評委們構成的立體視角,定能在尊重每一位報名畫家的藝術創造力的前提下,評選出報名作品中最優異的作品。
記者:我想了解的問題大概就是這些了。您對我,對已經報名或正準備報名的畫家朋友們還有什么想說的嗎?
禹至:我想對您說的是,感謝您,以及您所代表的中國當代藝術網,一直以來對大河灣美術館的支持;對畫家朋友,我想用一句話與大家共勉:別讓前人的藝術成就擋住你自由前行的去路,無論那些成就有多么輝煌。
記者:謝謝!同時我也代表中國當代藝術網以及畫家朋友們謝謝您!
禹至:謝謝!
禹至訪談引關注,以下是部分藝術家、收藏家的讀后評論:
解瀾濤:(按:迄今,被人民大會堂收藏作品的畫家中,80后畫家,解瀾濤是唯一的一個)
藝術市場的良性循環之前提,是要有一個良好的藝術體制。如今藝術界百分之九十的畫家或藏家都唯美協馬首是瞻。國家機構評判藝術美丑或含金量的高低標準并不是作品本身的藝術價值,而是以畫家是否按照領導者的意愿去創作作品或去歌頌某些既定的口號為標準。無奈,藝術家要吃飯,為了安身立命,大部分人只能忍氣吞聲地按照領導者的意愿去完成創作,藝術本身所提倡的奔放,自由,獨立等理念不復存在。可是如果繼續按照這種機制繼續走下去,我們還談什么藝術,藝術家已經喪失了獨立的品格,何談創作激情,何談出什么精品。改變這種畸形的藝術體制刻不容緩。吳冠中先生早就向這種體制開炮了,提倡國家應該以獎代養,以此來帶動畫家的積極性。在我們的國度的政府機構里,這一方案目前尚不可行,但在民營機構里還是大有文章可做,我覺得禹至先生可能算是第一個嘗試吃螃蟹的人,他此次所發起的展覽在全國大范圍征集作品并試圖以一己之力為中國的藝術體制開辟一條全新的道路,實屬一個大工程,精神勇氣值得所有業內人士尊重和學習。如果全國的藝術機構都能像這樣為我們的藝術發展道路嘔心瀝血貢獻一些力量,大量的小循環定會聚合成一種大循環,到那時,我們會迎來一個全新的,自由的,活躍的,良性循環的藝術創作環境。擁有獨立品格的藝術家定會層出不窮,藝術的價值定會綻放全新的光芒。
家上禾:(按:一個出版了3部文學專著的文學家,卻同時是一個紅木商人和藝術收藏家。這就是上禾)
人是有思想的動物,藝術家也是人,按照這個邏輯,藝術家也應該有思想,而且應該具備獨立自主的思考能力。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記得是前年,我參加了一個商界大佬薈萃的高峰論壇,開幕時,主辦方社長致辭,主題是“還判斷力以尊嚴”,這一句話讓我感到很震撼,如何才能還判斷力以尊嚴?首先是要有獨立的思想與價值觀! 我有時候喜歡和別人探討點藝術話題,反對兩種傾向:一是為技法而技法,陷入傳統的沼澤而走不出去,或者是根本不想走出去;另一種是為創新而創新,一味追求奇與怪。這兩者無疑都脫離了藝術創作的本體,或者根本不知道本體是什么?本體在哪里?一個不知道干什么的藝術家還是藝術家嗎? 讀了禹至先生的訪談錄,心里有了一些感慨,作為藝術家和策展人,能有這樣的舉動難能可貴,里面有他的追求、信心和勇氣! 我一直堅信:人是有思想的動物,藝術家更是如此!有些人可能迷失了,現在我們能做的就是盡可能幫他們找回自已。如果為此付諸的努力能夠產生一定影響,則禹至先生所為善莫大焉! 藝術家有藝術家的判斷力,市場有市場的判斷力,評論家有評論家的判斷力。這些判斷力里都有著個自的利益,但是判斷力還必須要有尊嚴,當然還包含了良知,否則判斷力就成了娛樂用的笑話。 現在還是一顆剛剛撒進地里的種子,要等到開花結果也許需要很長時間,但只要它是一顆有生命的種子,就一定有開花結果的那一天。 我期待!
吳悠:(他為汶川地震捐贈的油畫落到一個美國畫商手中后,惱人的故事演繹開了)
宋莊的展覽大多是這幾種形式:有人緣的,拉一個圈子,打個旗號,圈外的不帶玩兒……有場館的,利用場館收點費用(當然收畫更好),做做活動,吝嗇作品的別來玩兒……是策展人的,定個主題,再依此框架填充作品,不在他視野內的別想玩兒……
而今年9月的一個叫《獨立的品格》的展覽卻我行我素,別開一面——不收費,不收畫,他只在乎畫家精神的自由度與作品品格的獨立性,他更會把展覽的獲獎作品悉數收藏……
這樣的展覽在宋莊是很少有的。
這不免讓人想一探究竟。主辦這次展覽的大河灣美術館2012年從南方遷至北京宋莊,與之深度合作的還有香港藏家藝術空間,這家才來北京的民營美術館當然要干實事才能立足,要做出自己的品格才好發展。館長禹至,儒雅內斂,博學深邃,只要與他短暫的交流便會感觸到他灼然的見識,毅然的執著……我想這源于他的教師經歷及后來從商的二十年歷練;也源于他青年時種下的藝術理想,更源于他對美術史的深入研究,以及對他身處的時代和地域的藝術現狀的理性分析,他甚至考察調研過全國十多個藝術區,進過數千個工作室……而他現在要做的只是不想讓那些有潛質、有品格的藝術家寂寂枯萎。他對那些為藝術的自由精神和獨立品格默默堅守和孜孜以求的藝術家心存敬意,他試圖以一己之力讓他所尊敬的藝術家漸漸享受到藝術之于人類的自由的空氣和品格的陽光。
這樣的展覽,我欣喜;這樣的館長、策展人,我感動!
黃超成:(學者型藝術家,廣藝教授,廣藝美術學院院長)
細讀禹至先生就《獨立的品格——2013‵潛質藝術家年度提名展》與記者的對話,使我有了一些感觸,作為一個從事藝術教育和創作多年的人來看文中提到的問題,確實有些疑惑和糾結,他所說到的問題,其實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特別是對現代主義運動的負面作用方面與我不謀而合。
我一直在思考:藝術究竟是用來干什么的,我們都知道藝術最早是用來祭祀的,歌頌神的,后來又用作教化,用作歌頌人性,再后來用作彰顯本體的魅力,甚至還成為顛覆的工具。但再往下如何走,還有什么用?這是個問題!禹至在這里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些觀點,可以進行番討論,歸納禹至先生的談話,他主要是對現代藝術中“反叛”的反思,他認為當“反叛”變成教條時,它就限制了自由的表達。的確“反叛”的歷史功績是毫無疑問的。但如今反叛變成了噱頭就不同了,正如廣告原本是為了讓別人知道某種信息,但發展成了夸大的吹噓就不好了,而禹至說的“對自由精神的制約”就是指這種“反叛”的異化,而不是指杜尚之輩壞了事。然而從杜尚到現在也差不多一百年了,如果一百年后,我們不斷地“反叛”就變成無路可走了。我相信人類創造的局限性,人類總是太自大,以為自己是萬物之靈,其實只是最聰明的動物罷了,但終究是宇宙的一個微粒而已。就像我家那只鸚鵡,雖然會唱歌,但卻永遠不可能知道那鏡子里的它是誰?
“窮途末路”的藝術家們怎么辦?創造雖然似乎沒有盡頭,但“顛覆”卻沒有那么容易!藝術關乎情感和思想,我們的情感和思想來源于我們的經歷和學習,更來自我們人類幾百萬年的進化和基因的密碼。我們能在短短幾十年內摧毀他們嗎?藝術形式雖然可以創新、演變,但是能“顛覆”嗎?變得那么快,我們的靈魂跟得上嗎?藝術家是否想成為“先知”?這幾十年來在中國藝術界發生的種種所謂具有“顛覆”性的藝術作為,其實也只不過是對西方觀念的摹仿罷了,很多藝術家甚至把“顛覆”變成噱頭,在藝術的名譽下招搖撞騙,沽名釣譽。這種危害是有悖藝術精神的,這種周而復始的反叛也是一種“重復”和陳規。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同意禹至先生的看法。
但值得討論的是“自由的精神、獨立的品格”這個口號,禹至先生把藝術的路子大致分為兩類:傳統路子和觀念的路子,而且認為兩個路子都自由得不夠,他大膽的假設應該還有第三條路子:即更為自由的獨立品格!所以他的這次活動命名為《獨立的品格——2013‵潛質藝術家年度提名展》,禹至先生在答記者問中說道:“從認知世界出發,建立自己的世界觀;從自由精神出發,摒棄陳規教條,拒絕拿來主義;從時代精神出發;重視現時人類社會之重大關切”這是他心目中的第三條路,這個理論乍聽起來也不新鮮,我們平常不是經常把這樣的造句掛在嘴邊嗎?“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這句話出自陳寅恪先生之口,我們也常聽于耳旁,作為一個博學而又見識的史學家,他之所以說這樣的口號來作為學術精神的價值取向,我認為是對國民性的一種警醒,是對傳統文化的惰性的鞭策。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那種等級倫理、宗法意識、國家本位、禮治主義等觀念向來都是重視群體價值而忽視、貶低個人價值從而壓抑人們的欲望和創造性、把個體淹沒在群體之中,從而消解個人價值。這種影響是長遠的,并不因為制度的改變而改變,一個民族如果沒有從心理、思想和行動方式上實現從傳統人到現代人的轉變,那么,不管在形式上如何開放,都不能做到真正的自由。所以,即使解構主義的輸入并不真正意味著我們后現代的到來。因為,我們的靈魂沒有跟上。我們仍然浸潤在傳統的湯藥里。而不習慣于自由,我們學到西方的那些招式并沒有形成我們的殺傷力,而只是一種觀念的拷貝。
禹至先生的這個理論雖聽上去并不新鮮,但卻并不容易真正的實現對內心的遵從和對世界的思考。
“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是陳寅恪對我們民族的期望,可是要真正成為一個習慣于自由并且懂得追求自由的民族,還要經過什么樣的機緣啊!從現在的教育看來則令人悲觀,從起跑線開始我們就來限制自由,限制思想,限制質疑,我們的教育象一部水泥灌漿機,日夜不停地灌筑出一棟棟實用但丑陋、廉價卻不堪一擊的大廈。現如今,物欲橫流、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甚囂塵上,理想被人恥笑,人格被輕視,文化被消費,良心被收買。藝術被置于很尷尬的境地。雖然宗法思想,等級倫理那一套被慢慢消解,但取而代之的是灌輸式的應試教育,應試教育的后果就是貶低自我,喪失判斷力、開拓精神和個性。這對自由思想的扼制一點也不亞于封建制度,所以自由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一件事,一切都得從長計議。這次提名展的意義,我想是在于重新呼喚真正的自由,而不是被綁架的觀念,這對藝術家而言,理應是有沖擊和引起思考的。
真正的自由需要全民的覺醒,不僅需要自由的制度(盡管現在已很寬容),還需要對自由的充分理解而形成一種民族性,沒有這個基礎就很難實現表達的自由和人格的獨立。
愿禹至先生策劃的這次提名展能引發更多的藝術家,對自由精神給予新的更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