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玉良

國家一級美術師，滿族，黑龍江人，曾任深圳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在國際上舉辦個人畫展50余次。多次獲國內外大獎，走遍30多個國家，講學、交流，傳播民族文化。他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異軍突起的一位重要藝術家，以“無常規”的藝術創作理念，達到了藝術創作的高峰。

在深圳大學當了幾年老師，2006年趁創作北京奧運會組委會官方禮品“國娃”之機前往北京，日前，特立獨行的藝術家關玉良又回來了。在第三屆深圳國際藝術博覽會上，“中國牛——關玉良當代水墨專題特展”近百幅作品在博覽會中心地帶展出。

絡腮胡，茶色眼鏡，干練的小馬甲，關玉良有很高的辨識度。晶報記者在展會現場對他進行了專訪，訪談中的關玉良率性、親切、自然，與外界傳言大不相同。

“中國牛”寓意雄性的民族精神

記者：前幾屆深圳藝博會您都沒來，這次為何選擇參展？

關玉良：人總是活在一種記憶里，我在深圳生活了十多年，此次回深圳來展覽也算是對我的各種“粉絲”的回報吧。這些作品主要是今年創作的，作品如何，就任由大家評說了。

記者：這次展覽的主題是“中國牛”，它有什么符號指代？

關玉良：牛寓意雄性，膨脹的精神和力量。我希望這種力量，能深入我們祖國的肌體。我們的祖國曾處于半衰弱狀態多年，就像吃了藥一樣犯暈。我們一直仰著臉，也習慣看西方的臉色。我們的民族漢奸太多、太監太多，太不自信。我們要相信，我們可以與西方平等對話。

記者：為什么今年想做這個“中國牛”的主題？還是醞釀了多年？

關玉良：你看，現在多少人活在欲望中，活在貪腐里，我希望這個社會能更清潔些，有男人味些。我希望男人像男人，女人像女人。

記者：您當初為什么來深圳？

關玉良：這與搞藝術人的心性有關，我是帶著強烈的好奇心來的。深圳是改革開放前沿，中國夢一樣的地方，我想我在這里能活下去嗎？我是帶著探討、發現的心態來的。我的這種心態引起了深圳大學的注意，于是就來了，做了一些年的老師。但是，每天我都如坐針氈，怕教不了。我看到很多人活在關系里，很痛苦。我怕我多待一天，會多誤導學生一天。

記者：所以，您不愛“混圈子”？

關玉良：我也是俗人，也愛吃喝玩樂，但萬事皆有度。沒有錯誤的事，只有錯誤的人。中國人喜歡聽空話，相互奉承，講的十句有兩句是真的都難。在這樣一個環境，這樣一個職業上，我不能占著位置不干活。借2006年做奧運會的“國娃”之機，我打算走人。

記者：您離開了，像陳丹青一樣？

關玉良：其實，我沒有向學校請辭，就是不回去上課。我希望能活得更真實，不要太虛假。我找了一個相對自由的地方，釋放自己能量，不傷害民族和社會。

記者：您選擇了北京？

關玉良：回北京只是因為一個契機。我的生存能力極強，我相信只要有土壤，我就能存活。

讀懂人，才能讀懂作品

記者：就像您的作品，充滿原始的生命力和質樸感。您的畫中有一些中國神話的題材，您是有此情結還是別有寓意？

關玉良：你看到的鐘馗這些畫，其實是種調侃。他們的眼神、動作是對當下人的嘲諷，批判以及某種暗示。我很少找評論家，因為他們對你的人都了解不多，如何理解你的作品。一個好的評論家，一定能與作者心照不宣地互動，能達到某種默契。

記者：讀懂人，才能讀懂作品。

關玉良：是的，要先讀懂人，才能明白技法、筆法。人與人之間為何有隔閡，就算夫妻之間，能讀懂對方60%就不錯了。真正能讀懂對方的寥寥無幾。人就是一件作品，讀懂人，才能讀懂作品。

記者：您很高產，看這次展覽這么多作品大多都是您今年創作的。

關玉良：不要威脅我。中國人看一個人時，會從各個角度找理由去解讀。畢加索一生畫了四萬兩千多幅畫，如果他一歲時畫，他每天畫多少？我們中國的畫家，尤其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很多畫家都把時間精力花在陪領導、商人身上。

記者：于是您想盡辦法排除一切可能的干擾，安心創作？

關玉良：我有一套排除領導對我干擾的方法。不過，一旦我教學生，就能讓學生離不開我。一旦為師，就要認真負責。

記者：您從平面藝術又跨界到做空間藝術，您的藝術領域有無側重點？

關玉良：有側重點就有目的。藝術創作應該沒有目的，自由自在釋放自己的狀態。好的藝術家會有藍色、灰色各色時期，隨著年歲的增長，認知度，心理都會改變。通常，藝術家會被人當成工匠看。工匠是一生不變的，他們分工清楚，專注工藝。而藝術家的靈魂始終在波動，技法要跟隨藝術家的心走。有人畫一輩子的牡丹，山水，我一周畫同一個題材的畫，都會瘋掉。

記者：您一直強調，藝術家要有社會責任感。

關玉良：你知道現在有多少藝術家嗎？大家都在想當藝術家，如今大師遍地是，自己騙自己。前段時間我還看到一則新聞，一群藝術家穿著長袍馬褂集體拜師，對傳統文化如此斷章取義，真是可悲。

記者：那出路何在？

關玉良：加強修為。中國人太貧乏，不富有，不自信。始終在包裝里活，左一層右一層包得嚴嚴實實。

將來可能會把畫都送給大家

記者：每年您給藝術市場釋放的畫很少，是出于什么考慮？

關玉良：說我在三界之外也可以。我可以賣畫，也可以不賣畫，很多畫都在家存著。哪一天，到了像《春天里》唱到的那一天，我可能將畫都送給大家。人生不過如此，沒有偉大浩渺之說，只求活得自在。現在做展覽，是可有名有錢有利，但不是我，我可以“逍遙法外”。

記者：您比較孤獨？

關玉良：人若沒有一點孤獨心，充其量成為一個笑料，易隨波逐流。很多人活在別人的靈魂和記憶里，我有自己對人生的解讀方式。

記者：有些藝術家認為，深圳不是一個適合做當代藝術的地方。您怎么看？

關玉良：他們沒有理解透當代藝術是什么，總認為當代藝術一定是反社會的，讓人看不懂的。中國很多藝術家外包裝很好，與領導、商人關系好，但缺少歷練和自修。讀書讀得少，沒深度、厚度。

記者：您覺得當代藝術是什么？

關玉良：是當代的一種語境，關注人當下活著的狀態，當下人的孤獨和空虛。當下人活在銅臭里，還是沙漠里，以及為什么會這樣。

記者：可不可以理解為，當代藝術的特點是具有批判性或反思？

關玉良：準確說，是反思。

拒絕標簽，笑看“中國畢加索”美譽

記者：藝術總是與老百姓有距離感。

關玉良：我在北京同樣被問到過類似的問題，他們問的是如何更“接地氣”。藝術有群眾藝術，有高雅藝術。郎朗彈鋼琴有幾人聽得懂，但這么多人關注他，是因為他去了白宮。畢加索離中國百姓不是更遠？為什么他的作品一來，就全民瘋狂似的。因為行政部門，大肆放大了。我們只是信服別人說他好與不好，沒用自己的眼睛和心靈去洞察。我在央視的解釋是，大眾文化需要人看得懂，但如果所有事物都接地氣，兩彈一星怎么上天？ 藝術需要精英化的創作，告訴百姓沒見過的，為他們解讀、升華。我們這個民族就是因為太“接地氣了”，所以才這么多人貪腐。

記者：您成名很早，業界稱您為“中國的畢加索”，您怎么看？

關玉良：這是媒體的一種解讀方式，擔心別人看不懂。我以前畫的是很抽象。國人看不懂，無法解讀，要找一個立得住的旁證，告訴別人他如何畫畫。

記者：您不太接受這種標簽化的說法？

關玉良：不太接受，但也只能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