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上旬應邀去蘭州參加甘肅畫院成立慶祝活動。會上有幸會見了常書鴻先生。常老今年已經八十六歲，可精神不減當年，待人平和，親切可人。特別是一提起敦煌，常老更是神采飛揚，激動非凡，留給人很深的印象。

   一個偶然的機會，常老和師母給我講了一個小故事，一件美術作品的經歷，引起我無限感慨和聯想。我抑制不住，把它寫了下來。

   那是1935年，留學法國的常老創作了一件題名為《裸婦》的油畫，并獲得沙龍金獎。同學們為了慶祝他的成功，在公寓歡聚。一位匈牙利女郎自愿充當模特兒，當場請常先生作畫。僅僅小半天的時間，一幅命名為《春眠》的油畫便大功告成。盡管短暫的時間有許多細節未能來得及完善和處理，盡管這件作品多少有些速寫的韻味，可整個人體的動態、氣勢、色彩、用筆都令人驚嘆不已。連女郎本人也為畫中的她感到迷戀，說想不到她竟充滿了美感，甚至連肌體也富有彈性……。后來，這件作品從法國帶回了故鄉。

   1937年，《春眠》參加了當時在南京舉辦的第二屆全國美展，并且一舉獲獎(還得了2000個銀元的獎金)，引起了美術界的關注。七七事變，南京處在混亂之中，有地位和有錢的人紛紛出走。而此時的常老卻一心想要北上。由于缺少經費，常老應邀為一位德國大使的夫人畫像。像畫得很成功，特別是常老嚴謹的工作作風和誠摯待人，深得這對夫婦的尊重。他們得知常老要去北平卻又不能妥善保存自己的藝術作品而犯愁時，欣然提出請常老把作品留下由他們保存，于是這批連同《春眠》在內的五十多件美術作品第一次離開了常老。以后，政局的動蕩、人事的變遷，使常老和南京失去了聯系，這批畫也沒有了消息。而且一晃就是十多年。每每想起，總使常老痛心不已。

   1951年北京舉辦敦煌藝術展覽。會上，瑞典大使興致勃勃和常老談起壁畫藝術，并向常老介紹日本出版的一本有關西行的書(好象寫的是唐玄奘和絲綢之路)，引起了常老的極大興趣。第二天這位大使又叫一位姓王的秘書把這本書送給常老，殊不知這位王秘書過去就在德國使館工作。由于為人忠厚、踏實，德國大使去日本時便把常老留的這批畫又留給他，并請他一定要設法將原物親自送交常書鴻本人。為了找常先生，王秘書真是費盡了苦心。可戰火茫茫，國事紛亂，哪有機緣。為了不出意外，這位王秘書又悄悄把這批畫轉送到蘇州老家，用床單把畫包起來藏在沙發后面的夾層里……。回憶這段往事，常老無限感慨。而當王秘書決定把這批珍貴的作品悉數移交給常老時，常老感動得流淚了。他懇切地希望王秘書能在這批畫中選上幾件作為留念，可王執意不肯，并且告訴常老，他平生有兩件事值得欣慰：一是使在戰爭中失散的母女重逢；二是早日歸還常先生失去的“兒子”(他說藝術家的作品就是他兒子，藝術家失去兒子時的心情將是何等的苦痛……)。就這樣，失散的畫又奇跡般地回到了常老的身邊。

   文化大革命中，鍋爐廠的“造反派”沒收了常老的全部作品，那幅《春眠》被視為“反動黃色”的典型而被送去燒毀。常老也因此而接受了種種嚴酷的“再教育”。至此，常老心灰意冷，也不想這畫的事了。

   1974年，常老終于被“解放”，當時的文化領導小組送回了一件充滿“資產階級情調”的作品，希望常老自己銷毀，沒有想到這件作品正是《春眠》，原來這件作品被“造反派”的小頭目偷偷藏在鍋爐房的頂樓而沒有燒毀。可日子一久，他又感到緊張，怕因此而飛來橫禍，最后把畫交給了“有關部門”……。面對這件既給他帶來榮譽又給他帶來心酸的《春眠》，常老下定決心再也不讓它離開自己。他把《春眠》釘在一個不引人注目的墻角，面上覆蓋了一張大大的世界地圖作偽裝，他堅信，這件作品遲早會再度面世。他不相信一個偉大的民族竟不能容納一幅充實的人體。

   一次，甘肅搞外調的“干事”又來他家“視察”，滔滔不絕地指責常老，說他看不出這個所謂的知識分子會畫出《春眠》這樣臟的畫來，真太下流了！老藝術家被激怒了，一陣沖動，常老撕開了世界地圖，高喊著：你仔細看看，這是美，還是丑是我壞，還是你臟?你竟丑惡到了不敢正視藝術，還有臉來指責我!……這突來的爆發，驚呆了這位“干事”，他不知道人的忍耐是有限的，他更不知道為了藝術的純潔常老已經豁出去了!奇跡，又一次奇跡，來的人退卻了，各種“麻煩”也漸漸消逝，好像一切都沒有發生過，大千世界又是一派清涼。

   1988年9月，在北京舉辦了常老的個人畫展，《春眠》這件“大難不死”的作品又莊重地陳列在美術大廳。真難相信啊，五十五個春秋過去了，這畫依舊是那樣動人，那樣富有魅力，那樣充滿生氣!難怪，人們常說美的本身是一種希望，一種不可磨滅的生命!我，再一次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