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覺間，高考恢復后考上大學已經這么久了！

　　 在今天的青年來看，廢除高考制度、上山下鄉（注1）、停課鬧革命、“白卷英雄”（注2）等事件，匪夷所思,但在那時，一切卻是那么自然，這其中又有多少可深思的東西！

　　高考恢復的影響是深遠的，與當初廢除高考制度同樣意味深長。

　　關于那時的考試，有許多故事，時間有限，就先寫兩件小事。

　　一、 第一次聽說“恢復高考”

　　1977年五月的一天,我從插隊落戶的農場趕回烏魯木齊的父母家，車到市區已是傍晚時分，馬路上幾步一組的高音喇叭(這樣的喇叭現在已經消失)照例播送著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面向全國的新聞聯播，播音員“莊嚴”的聲音其實早已使人們 產生“審美疲勞”了，但那天的新聞好像有種異樣的感覺，一個新鮮的詞 “高考”吸引了我。豎起耳朵一聽，原來是要撥亂反正，要恢復多年不見的高考制度。

　　高考，對于那個時代的人來說是陌生的，而“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卻是那個時代的關鍵詞，非常上口。因為文革肆虐，經濟面臨崩潰，城市無法安排青年就業，而“失業”一詞是資本主義的專署名詞，領導人的智慧是把學生弄到農村去，美其名曰“再教育”，于是中學一畢業就要去農村，在當時的社會已經是個定式了。

　　我上高中的1972年，正是上述時期，文化課學習經常被中斷，到了高中，我就把大量時間放到了美術自學上，因為已經不能指望文化課學習了。

　　我非常用功，進步很快，在當地小有名氣。學習的動力則完全是熱愛，從未想過能夠有機會在專業學校深造。即便如此，刻苦用功為后來潛在的機會做好了準備。

　　1976年文革已經結束，時代開始劇變，從馬路上聽來的這條“大道消息”注定要影響我的一生。

　　二、第一次知道什么是“大專”

　　恢復高考時曾有過考中央美院的念頭，但長期在邊疆生活，不自信，也沒見識過內地考生的素描水平。當時只有西安美術學院在烏魯木齊設考點，就去報名。心想反正都是大學，只要能上學學美術，能離開“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農村，不讓我再挖大糞養豬，怎么都行。

　　報名的情景記得很清楚，是西安美院的周正教授（著名油畫家）在烏魯木齊藝術學校的考點接待考生，那里考生是人山人海。

　　一問之下，方知當年只有雕塑、工藝美術（現在叫設計）和師范系三個專業招生。夢寐以求的油畫專業已經在半年前招過生了，而且師范系三年學制。于是就問老師，三年與四年有什么區別？答：都是大學。第二個問題，師范系有油畫專業嗎?答：也有。就這樣，我報考了師范系。

　　到西安上學后，才明白雖是大學，但卻、有“大專”和“本科”之分，大專三年學制，沒學位。四年本科才有學士學位。從此就變得很自卑，正好還聽見有其他系學生叫我們“吃飯”系，覺得刺耳無比，當時就產生了“改變身份”的決心，這是1985年我考上浙江美院油畫碩士研究生的直接動力。

　　現在看來，師范教育其實有許多好處：因為課程里除了油畫（當初招生老師的確沒撒謊），還有設計和國畫，正好符合現在大學提倡“寬口徑厚基礎”說法的精神。油畫創作的畫面構成和平面設計有很大關系；國畫的散點透視使我日后畫大場面油畫創作時安排畫面上眾多人物無比自如，應該說目前的一點成就與此不無關系。

　　注1：中學畢業生全部赴農村勞動，被稱為“上山下鄉”。

　　注2： 1973年，正在遼寧白塔公社棗山大隊插隊的張鐵生被“推薦”參加大學考試。6月30日，在理化考試時，他僅做了3道小題，其余一片空白，卻在試卷背面給“尊敬的領導”寫了一封信。在信中，張鐵生訴說了自己在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發生矛盾時的心理沖突，發泄他因不忍心放棄集體生產而躲到小屋里去復習功課，而導致文化考試成績不理想的不滿情緒。

　　同年7月19日，《遼寧日報》以《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為題，刊登了張鐵生的信。編者按說：“張鐵生的理化這門課的考試，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對整個大學招生的路線問題，卻交了一份頗有見解、發人深省的答卷。”8月20日，《人民日報》又轉載了張鐵生的信，又另加編者按語“這封信提出了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兩種思想斗爭的一個重要問題，確實發人深思。”隨后，全國各地報刊紛紛轉載，張鐵生一夜之間成了名噪全國的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

　　當時的中央領導層對張鐵生交“白卷”的行為贊不絕口。1973年，張鐵生順利地被鐵嶺農學院畜牧獸醫系錄取。1975年，第四屆人大在北京召開，張鐵生當選為人大常委。江青、王洪文親自接見他，以示籠絡。1975年8月張鐵生升任鐵嶺農學院領導小組副組長、黨委副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