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維克

我是山東省汶上縣人，從小就聽到了各種各樣的關于這座古城和孔家這個古老家族的傳說。

汶上縣，距曲阜一百余里，春秋時稱“中都邑”,屬魯國。是孔子當年宰中都教化有方之地，為懷念孔子宰中都汶上自古就建有孔廟、講習堂、宗魯堂、釣魚臺、愛仁坊、思圣堂等多處建筑。尤其汶上孔廟（稱文廟）始建于唐玄宗開元十三年，比曲阜孔廟還早建200余年。廟內除孔子像及四配像（即孔亻及 、孟柯、顏淵、曾參的塑像）外還設有紀念孔子上五代祖先的“五代祠”（后改為崇圣祠），這種紀念祠為汶上所獨有。聽老人們講直到抗戰前，城門上還存有昭示孔子政績的“夫子履”（大概是后人為紀念孔子而托偽罷）呢。

在明代以前，汶上有一大批孔府的“祭祀田”。到了嘉靖年間，第六十三代衍圣公孔貞干之子孔尚賢娶嚴嵩之子嚴世蕃之女為妻，其弟孔貞寧認為嚴嵩父子奸權誤國、丑聞素著，如與孔氏聯姻將有損圣門清譽，力爭不諧，憤而舉家由曲阜遷至汶上。貞寧公的義憤還體現在他親自撰寫的春聯上：對聯“與國咸休喬木第，同天并老圣人家”，門心“家聲振汶水，門第換尼山”，橫披“闕里世家”。后來每逢春節，汶上縣的大宗戶家家大門上都貼此聯，直傳到今天，每次我返家過年，爺爺都捻著須髯親自扶紙讓我寫著這些字。孔氏家族一嫡支從此即在汶上扎了根，但此后每有喪事，都要吹吹打打回曲阜發喪埋在孔林，到清明節時也老老少少出動去曲阜燒紙、祭奠。因此孔林內也單辟有“汶上林”，即現在稱為“明代墓群碑林”的那塊地方。貞寧公生有六個兒子，繁衍了六大支系，至今汶上孔族很旺，僅叫孔樓的村莊就不少，還有孔村、孔莊等等。

明朝天啟元年（1621），因貞干之子尚賢絕嗣，其弟貞寧的長子尚坦之子孔衍植過繼給尚賢做了第六十五代衍圣公。天啟四年，衍植公于汶上建了孔氏家祠。此為族人祭奠祖先和族中大事聚議的地方。

隨同長支尚坦返曲阜的還有三支、四支，二、五、六支則留在了汶上。尚坦的其他弟兄與孔府的親緣數代不斷，我是“老五支”孔尚睿的長子長孫之后代，下面要說的“孔林官司”就發生在孔子第七十五代孫我的曾祖父孔祥  身上。

孔祥  ，字瑞唐，曾任汶上縣農民協會會長，至圣廟七品執事官、汶上思圣宗魯講習三堂奉祀官。孔瑞唐讀書不多，學問修養卻不低，尤其善于“說理”，在族中有一定的聲望。他常去孔府走動“求幫”，令貽去世后，陶氏也常接濟他。有一次他去孔府，孔令煜（代管府務，與《孔府內宅軼事》有出入，是否就是“  光”？）回家了，此時臨近大祭的日子，按規矩是要齋戒沐浴、誠心凈慮，否則即是對祖先的大不敬，是要受到譴責的，他風趣地說：“這個時候還宿宮呀！”。侍役報知令煜后，其馬上警悟，趕快請客謝罪。

1940年到1942年抗戰期間，在這個復雜的背景下，發生了一場小小的國際官司，中方的一個家族告日方的一個商團，一直告到裕仁天皇那里，結果幾經周折，竟然打贏了，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人爭了氣。這件事，在一些回憶錄及地方史上均無記載，《孔府內宅軼事》中曾談到八年抗戰期間孔府的經歷，但無提及此事一筆。現在當事人已不在了，目擊者更寥寥無幾。孔瑞唐的夫人董三莉，今已近九十高齡，現據她的回憶記錄下來，作為史料供后人了解、研究。

1940年秋，天氣漸涼，曲阜孔庭族長孔傳王育（《孔府內宅軼事》中稱此人“五四”時氣死，作者似錯了。據我父親講他13歲時正值這場官司進行期間，他祖父曾帶他見過這位老先生，其家門上掛著“孔庭族長公署”的牌子。那時他已80多歲了，坐在躺椅上，吩咐他的五兒子抓點心給我父親吃……），派了一個人悄悄來到汶上。那人身穿大褂，腋里挾著一卷家譜，對外謊稱專來送譜。他名叫孔兆木兌，，曲阜孔村人，是孔憲備（劉少奇1963年祭孔時他任主持人）的親叔。

那譜中夾有傳王育 的一封親筆書信，請瑞唐來曲阜商量大事：族中告急。

曲阜地下有煤，在歷史上世人皆知，但歷代尊孔，為保“圣跡”嚴禁開采。有不少當地人在自己庭院中挖地瓜窖時，常常淺挖即見煤。但要絕對保密，如被查出來是要殺頭的。

原來，日本某商團老板宮田真吾（音譯）欲在曲阜房山一帶孔林開礦采煤，直接威脅孔林和這一地區的其他古跡之保存，此事在當時當地反響很大，在中國人中有反對有贊成更有麻木不仁的。宮田為了瓦解反對派甚至采取送股份的辦法拉攏孔族中的有影響人物。但多數人都認為這是保護國家重點文物和圣跡的大事，捍衛我中華民族光輝歷史文化的遺跡，人人有責。因現在正值戰亂，且衍圣公不在家，又是在日本人控制之下的日本商人要開礦，此事棘手非常！他們幾經交涉進行阻擋但均不奏效，無奈之下最后決定悄悄上告。都知道汶上嫡根很旺，大宗戶（天下孔姓分20派60大戶，以大宗戶為嫡裔）比曲阜還多，經舉薦汶上的老五支長孫孔瑞唐被族中推為出面打官司的人選。嗣后他們曾在上述孔氏家祠多次開會商議此事。

經過商量，大家決定由瑞唐執筆向南京汪偽“政府”和日本天皇同時投書起訴。當然，這兩封信的口氣是不一樣的，給汪靖衛的信口氣強硬些，內容大體是責以肩負民族大義、義不容辭地捍衛我中華民族歷史文化遺產，請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國人，不要背叛了祖宗，要站在中國人一邊，制止日本人毀林開礦。汪靖衛很快回了信，表示將盡快“函照日本大使館”。但由于汪“政府”是傀儡政權，此信沒起任何作用。

給日本天皇裕仁的信則比較策略，從中日文化角度贊揚孔子是東亞文化之鼻祖，日本既倡言與中國同文同種，而中國之民族文化遺產，日本亦有保護之責任。歷述各代保護圣跡禁止開礦之事。聲言“開礦毀林是為蠅頭小利而害大義”并說“日商宮田真吾，只知唯利是圖，日本政府和天皇陛下如察之，定不允準……”“請求明令禁止……”

裕仁天皇數月后回了信，并責令兗州區井出（音譯）司令官處理此事，禁止宮田開礦，這在當時無疑觸怒了日方勢力。在天皇回信前，一切活動都是秘密的，宮田因井出撐腰什么也不顧忌，積極籌備開礦。汪“照會日使館”，井出毫不理睬，但見到天皇的手諭后他卻不敢違命了。可他們并不甘心，想采用軟磨硬泡的辦法，決定把孔瑞唐幽禁起來，一方面切斷他與外界的聯系，以防其再進行活動，另一方面逼他簽字同意開礦。

1941年夏，井出下令，由汶上縣日本顧問龜井（音譯。淪陷后的偽政權在每個縣都按插有一名“日本顧問”，執掌實權）出面，押解孔瑞唐到兗州訓練所，并專房專人看守。此所在兗州城內山子園街，當時是關押思想犯的地方。審訊期間日本人軟硬兼施，多次對他進行身心折磨。

他被關了年余，終未妥協簽字。井出迫于輿論壓力及天皇命令的威懾，加之縣長及不少族人多次作保營救，終至次年春節前才不得已釋放了孔瑞唐。這期間，董三莉多次去探望，據她說經常通過一個姓姜的翻譯官（口音是東北人）及一個老和尚（當時的佛教會會長，叫釋心一）給通融，花了不少錢財總算保住性命。在這場官司中，孔瑞唐一家倍受煎熬，他差點喪了命，家境也由此衰落了。

孔瑞唐被釋放后，在當時都認為他急公赴義、不顧身家性命，保住了孔林同時也為中國人爭了口氣，很光彩榮耀也倍受尊重，不少族人和地方紳士以及親鄰等前來慰問、接去洗塵，絡繹不絕、數月不斷。

有關打官司的文件，包括兩封信的底稿，復信原件，后來一直存在老宅后壁。1963年被抄，下落不明。我那很相信政府的祖父孔令鈐經常提及些事，臨終前還念叨過這些文件肯定在縣公安局存著呢。

在這場官司中，孔氏族人敢于同侵略者抗爭，且幾經周折，終于獲勝，維護了自己的利益。其中，雖然不乏各種因素的作用，但應當說其先祖孔子的影響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因素。

1990年8月20日于汶上

（本文在1992年1月25日省政協《聯合周報》首刊后，先被《閱盡人間》雜志、《山東僑報》、《走向世界》雜志、《東方圣土》雜志、《炎黃春秋》雜志、《市場與生活報》、《商報》（菲律賓）、《對劇電影報》、《新編文史筆記》叢書、《汶上縣志·文化志》等選用，產生了強烈的社會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