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歷五月五日是中華民族傳統節日的端午節，又稱端陽節、重午節、五月節、天中節、浴蘭節、蒲節、女兒節等。端午節起源于中國，從漢、魏以來就盛行于各地，后傳播至越南、朝鮮、韓國、日本等亞洲多國。

眾所周知的是，端午節是為了紀念戰國時代詩人、政治家和思想家屈原，期間家家戶戶除了包粽子、懸菖蒲、纏掛各種端午索、飲蒲酒或雄黃酒外，還有掛鐘馗畫像的習俗。那么，端午時節懸掛鐘馗畫起源于何時？這時節為什么要掛鐘馗圖像，有什么寄寓？懸掛的鐘馗圖像又有何特色？

翻開浩如煙海的中國繪畫典籍，我們會驚訝地發現，有關鐘馗的記敘和繪畫竟會如此之多，擅畫鐘馗的名家為數亦非常可觀。而關于鐘馗畫起源，據載最晚始于唐代。素有“吳帶當風”之稱的唐代畫家吳道子奉旨以唐玄宗奇異夢境為依據創作鐘馗畫，由于創作的作品傳神，終獲玄宗的稱贊。惜真跡未能流傳（北宋高承《事物紀原》和明代陳耀文《天中記》也有類似記載），這一驚心動魄的作品不僅為沈括贊賞，在郭若虛的《圖畫見聞志》中也得到很高的評價。

吳道子的鐘馗畫一經問世，便得到民間的追捧，被人們稱為“鐘馗樣”。不過當時的鐘馗圖像更多地是被作為門神畫，所謂“畫其像于門也”，且多在歲末。

盛唐初期政治家、文學家張說和德宗時代哲學家、文學家劉禹錫就分別在《謝賜鐘馗歷日表》《為淮南杜相公謝賜鐘馗歷日表》有“屏祛群厲”“弛張有嚴”，歲末在門上張貼鐘馗圖像的記載。

薄松年在《門畫小史》也提道：驅邪斬鬼之神在年節裝飾始于唐末，延續至明清不衰。開始懸掛于廳堂，小說《平鬼傳》中謂：“至今元旦令節，家家畫鐘馗神像：目睹蝙蝠，手持寶劍，懸掛中堂”。明劉若愚《酌中志》亦記除夕室內懸福神、鐘馗等畫。可見鐘馗圖像在民間作為年節裝飾極為盛行，多以“鐘馗樣”為模本，目的不外是驅惡除邪。

五代到宋元時期，鐘馗畫均在歲末進行，但唯吳道子“鐘馗樣”獨尊的情況有所改變，出現大膽革新的局面，拓寬和豐富了鐘馗畫的題材與內容。此后，周文矩、李公麟、梁楷、顏輝等也曾對“鐘馗樣”進行變革，內容擴展到鐘馗的生活與家世中，如宋代李公麟的《鐘馗嫁妹圖》、宋末元初顏輝的《鐘馗出獵圖》《鐘馗月夜出游圖》。宋元之后至清代末，鐘馗畫逐漸成為被賦予畫家思想情志的特定圖像，即“并非以描摹悅世為能事，實借筆墨以寫胸中懷抱耳”。王蒙、錢榖、陳洪綬、華新羅、金農、羅聘、居廉、趙之謙、任熊、任伯年、吳昌碩等都將這種情志發揮到極致。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民間鐘馗畫的創作和使用時間從之前的歲末轉變為歲末和端午兩個時期。而到了清代，畫家畫鐘馗則多集中在端午而非除夕。從除夕逐漸轉移向端午，大抵開始于明清之交，而興盛于清代。目前，最早記錄端午懸掛鐘馗畫的是清代康熙十四年修、二十二年繼修的《海寧縣志》，文獻表明，端午掛鐘馗畫與天師像和道符是同時存在的，其作用是辟邪。從存世繪畫的題跋記錄上，林春美先生則認為明代錢榖所畫的《午日鐘馗》可能為最早的端午鐘馗作品。據《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所著錄的款“癸亥仲冬廿日，錢榖寫”，從已知存世的作品來看，明代李士達的《鐘馗圖》或許是最早在端午前后創作的鐘馗畫。此畫作于萬歷丙午年（1606年）端午前一日。據前文所述，此時大多數鐘馗畫還是作于歲末用以祈福禳禍。

另據生活在康熙、雍正、乾隆時期的“揚州八怪”之一金農創作的《醉鐘馗》，題識所示，端午時節畫鐘馗在當時非常盛行。題識中除列舉從唐代到清代的12位畫鐘馗名家（吳道子、張渥、牟元德、石恪、孫知微、李公鱗、梁楷、馬和之、王蒙、錢谷、郭詡、陳洪綬）外，還申明畫“醉鐘馗”是其首創，“用禪門米汁和墨吮筆寫之”，且“昔人于歲終畫鐘馗小像以獻官家，祓除不祥，今則專施之五月五日矣”。此題識亦出現在其75歲和87歲的同名畫作中。

現在我們也能從明清各地的地方志資料中，了解到端午鐘馗畫像在民間流傳甚廣且影響深遠。如：

《浙江新志》：五月，“端午”，是日門戶貼鐘進士，張天師，插茱萸……

《杭州府志》：道家于午日送符，必署“天師”二字，受者答以錢米。鐘進士畫像，懸之以逐疫。

《臨安縣志》：五月“端午”懸蒲劍艾虎于門，堂中掛鐘馗像……

《烏青鎮志》：五月，五日為“端午節”，……堂上懸張真人像，或關圣，鐘馗像，門插葵艾，食角黍，飲菖蒲酒。

《蘇州府志》：五月，五日，聚百草，多合藥為辟邪丹。……畫鐘馗貼于后戶，以辟不祥。

《吳縣志》：五月，五日為“端午節”。堂懸神符及鐘馗像，幾供蜀葵，石榴……

《績溪縣志》：“端午日”，戶懸蒲艾以辟邪。堂懸朱符，掛鐘馗，瓶供榴花，蜀葵之屬。

《曲江縣志》：五月，五日為“端午”，包粽子，出菖蒲、艾葉、稔花，灑雄黃酒，以御毒蟲。書符，掛鐘馗像，以辟邪厲。

《三臺縣志》：五月，五日“天中節”，俗曰“端午”。家家飲菖蒲、雄黃酒，插艾葉、蒲草于門，用朱筆畫鐘馗于室，謂可辟邪。

鐘馗脫胎于主持大儺之儀的“方相氏”，素有打鬼殺鬼才能之說。敦煌本《太上洞淵神咒經》卷七《斬鬼品》中曾描述：“今何鬼來病主人，主人今危厄，太上遣力士，赤卒，殺鬼之眾萬億，孔子執刀，武王縛之，鐘馗打殺（剎）得，便付與辟邪。”文中就連孔子與武王都要作為鐘馗殺鬼的助手，可見鐘馗在打鬼傳說中顯著的地位，贏得后世的崇拜和信仰也是情理之中的。

農歷五月一直被古人認為是“惡月”，《荊楚歲時記》五月條中有“多禁。忌曝床薦席，及忌蓋屋。”此記載暗含人們對于五月出現小鬼的擔憂，也反映了五月的禁忌。而五月五日端午節更是五毒匯集，邪崇滋生的惡目。因此，明清之際端午時節懸掛鐘馗圖像是有深刻寓意的。一方面，辟邪，通過懸掛鐘馗圖起到驅妖斬鬼的效用。在明代以后的鐘馗打鬼圖像中，鐘馗開始使用寶劍，并收錄《三教搜神大全》和《新編連相搜神廣記》中。任伯年的《鐘進士斬狐圖》作品成于1878年端午。題識描繪了鐘馗為人間吞除妖孽的英雄好漢的形象，也寄寓了畫家嫉惡如仇的志意。早于任伯年的清代畫家高其佩首創以朱砂畫鐘馗，后來這種“朱鐘馗”形式還傳到了日本。

另一方面，避瘟。鐘馗一直被當作驅除癘疾的神祇受到民間的廣泛信仰。明代萬歷、崇禎至清康熙年間，即從1580年至1663年，此間是中國暖冬與寒冬交接時期。據竺可楨先生分析：1550至1600年間為溫暖冬季，1620至1720年間是寒冷冬季。這段時期的氣候異常導致癘疫流行，死亡枕籍。民眾希望借鐘馗圖像的法力以達到驅疫的功效，其實質反映了明末清初民間對于鐘馗避瘟的現實需求和精神寄托。

可以說，鐘馗圖出現在端午節，主要是受到民俗的影響。同時，除了辟邪避瘟，端午鐘馗畫還被寄寓了迎福禎祥之意。對于飽受各種苦難而向往和平幸福安定生活的民眾而言，必然受到他們的極大推崇。因此，明清兩代的畫工和畫家們每年都要畫上幾十幅甚至上百幅這種類型的鐘馗畫，才能滿足社會大眾的需求。

無獨有偶，鐘馗形象自遣唐使傳至日本后，圖像寄寓也對日本產生一定影響。據考證，在距今五百年前的室町時代，日本就有端午節掛鐘馗旗的風俗，其目的應該是迎接鐘馗降臨其家，為其除妖消災，作用與中國端午鐘馗畫是一致的。

或許，我們的祖先端午繪制鐘馗圖像只是出于“驅鬼逐疫”的樸素愿望和祥瑞觀念。民國后，隨著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普及，鬼神迷信和封建道德觀念不斷被人們破除，端午鐘馗圖像更多是以鐘馗形象為典故，借助表達新的寓意，使其直面社會現實，鮮明地表達藝術家對現實生活種種現象的理解與認識。

誠如普列漢諾夫在闡述各民族文化具有獨特特點中所言：“每一種文學派別，每一種哲學思想，在每個不同的文明國家里都有自己的獨特的色彩，有時候幾乎是新的意義。”

端午懸掛鐘馗圖像作為相沿積久的民風習俗，在文人文化的共同滋養下，主體圖像由初創門神畫發展到寄寓藝術家深刻思想的這一獨特的意象圖式，傳世作品內容亦從不同角度反映現實社會，為后人解讀民俗史和藝術史提供了高價值的圖式范本。

本文作者：王韌，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本文轉引自文匯客戶端，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