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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書法史上，以行書刻碑的首創人物是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是高祖要淵次子，是唐朝第二位皇帝，是我國歷史上一位杰出的帝王，他不僅把我國封建社會推向鼎盛時期，而且身體力行倡導書法，促使唐代書法成為我國書法史上輝煌的一頁。
太宗于日理萬機之暇，酷好翰墨，尤愛王羲之之書，曾自撰《王羲之傳》，并下詔內府金帛，征求羲之遺墨，于是物聚于所好，不數年間，各方進獻，得正書五卷，草書五十八卷，其中真偽雜陳，更命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甄別，又命韓道政、馮承素等精工摹拓，王字遂風行于天下。他每得二王帖，就叫諸王子臨摹數百遍，對《蘭亭序》更是著了魔似的朝夕揣摩，甚至攜歸昭陵……。“上有所好，下必甚矣焉”。唐太宋的崇王，雖有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但由于他的喜好，使初唐書風無不納入王羲之的翼下。加上他以書取仕，使書法廣為普及，所以客觀上，他對我國書法藝術的繁榮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太宗之書初師承于隋之書家史陵，據《金石錄》謂：“陵善正書，筆法精妙不減歐、虞。”又經常與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等切磋書藝，并云：“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這反映了唐太宗的書法觀，亦是相當開放的。后鐘意于羲之，朝夕臨摹，尤篤愛右軍《蘭亭稧帖》，置之枕邊，常于半夜直把燭臨之，書遂大進。太宗善行、草及飛白，尤善臨古，殆于逼真，《山谷題跋》謂：“太宗英睿不群所學輒便過人，末年詔敕，有魏晉之風，亦是寶貴后不能不廢學爾。”傳世作品有《晉祠銘》、《溫泉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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